政府干预对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使增长不可持续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构性扭曲所蕴含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政府和市场两重力量作用于经济体的运行，但二者的分工却并未得到有效合理的划分。在改革开放前期，政府在建设市场机制方面有着重要的制度贡献，但这种制度设计中依然存在十分浓重的计划色彩，具体而言，政府不仅是市场秩序、规则的制定者，而且通过权力与国有资本的联合，直接参与到了市场游戏之中。

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金融业在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步显现，但在现实中，银行、证券市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服务作用并没有随之快速提升。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国有资本和大型民营资本享受了更多的金融服务。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需要各种规模、类型的企业进行异质性竞争。对于中小企业以及微型企业而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更为重要。政府庇护下的企业往往享有与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无关的政策性成本优势，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充分展开，也阻碍了企业效率的提升。

我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动力，在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或者农村人口就地变为城市户口，关键还是要实现这部分人口的市民化。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巨大差距之下，农村人口的迁移是一个必然现象，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推动本地人口外出打工。但要实现农村移民的市民化，就需要各地方政府提供充足、公平的公共服务。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居住权利等方面的分割，使得农村人口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过高。此外，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城市房地产开发，虽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动力，但随着城市住房价格的高企以及如教育、医疗等具有公共品意义的服务价格的提高，农民所面临的巨大潜在成本将阻碍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从各种类型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1997年开始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确实造就了一批具有巨大资金规模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资本扩张也对民营部门造成了负面影响。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央企和国企，利润往往来源于政策优势，从整个经济体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其利润实质是从一般消费者和民营企业的利润中挤占出来的。这在国有资本处于产业链上游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上游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加成，通过流通转变为下游企业的成本，挤占了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税基的保护，也导致钢铁、机械、水泥等产业出现大规模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现象突出；对于一些规模效应比较明显的行业，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也受到地方政府的限制，无法深入发掘潜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