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则是没有认清国家大势，对国民党始终抱有幻想，甚至“愚忠”至死，或者虽认清了国家大势所在，但在历史惯性驱使下却已力不从心，始终没有完成人生道路中的关键转折，客观上成了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阻碍因素，也造成其个人的人生悲剧。

黄百韬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悍将。他个人品德较好，没有沾染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一些腐朽习气，在军事上也很有才华，能征善战。蒋介石对黄百韬欣赏有加，尽力栽培提拔。黄伯韬为感谢蒋的知遇之恩，努力训练军队，每战必效死力。解放战争初期，黄伯韬率部进攻山东解放区，使解放军一度丧失山东沂蒙山根据地，给华东野战军带来重创。淮海战役打响后，他多次表示，要以死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后被解放军围困后，黄伯韬拔枪自杀。

陈布雷是国民党政权中一个很有分量的文人。他才思敏捷，文笔流畅，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蒋介石对陈布雷一直非常尊敬，尊称他为先生。但陈布雷的思想却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弊端有深刻了解，极为痛恨；另一方面，他又深受中国传统愚忠思想的影响，对蒋很忠诚。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淮海战场节节败退。陈布雷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却已无力回天，绝望之极，最终选择了自杀。

改革开放之初，一部分人通过自主经营、艰苦创业积累了“第一桶金”，率先富起来，成为勇敢的“吃蟹者”和时代的“弄潮儿”。对于这些人，人们往往会这样解读：他们有胆量、有闯劲儿。事实上，除了这些因素外，他们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他们也是有头脑、有远见的一部分人，并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先机”。在这一“先机”背后，反映的是他们对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对建立在民心所向基础上的未来国家大势的清醒判断。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一部分思想敏锐的人大胆地抛弃“捧铁饭碗、拿死工资”的旧观念，选择“下海”，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下海潮”。在这批弄潮儿中，有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海尔集团的领导者张瑞敏等一批创业者。尽管他们的创业之路也伴随着鲜为人知的心酸和艰辛，但当时他们契合了国家发展的大势，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先机”，最终迎来了各自人生事业中的春天。

诚然，国家大势虽然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总体上升趋势，但其间的道路却是不平坦的，甚至有时还是曲折的。从百年复兴史中不难看出，国家大势的每一步推进，都伴随着其客观基础的发展成熟。而当历史发展进步的客观基础尚未成熟时，国家大势就会暂时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这意味着契合国家大势选择的人生道路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一帆风顺，也可能会有坎坷和荆棘，抑或经受苦闷和心酸。更何况，对于人生道路而言，国家大势的影响并不是充分条件。要打造精彩人生，除了契合国家大势外，还需要很多其它主客观条件。只有主观的美好愿望，缺少相应的个人奋斗不行；只有完备的自身条件，缺少适合自己的人生机遇不行；只有短暂的爆发力，缺少恒久的忍耐力不行；只有面对顺境时的从容自如，缺少面对逆境时的百折不回也不行，等等。

但是，对于人生道路而言，国家大势的影响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只有契合了国家大势，人生道路的方向选择才可能是正确的，才能为打造精彩人生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大势向前推进的总体上升趋势是不变的，契合国家大势选择的人生道路，从长远来看也会向好的方面发展，即必然带有人生上升势能。所以，只要人生道路契合了国家大势，即使自己在身陷人生低谷时，对前途命运也不用灰心和气馁，而要坚信伴随着国家大势向前推进的总体上升趋势，个人的人生转机总会到来，只要准备好个人成长发展所应具备的条件，就能抓住这一转机走出人生低谷、走向人生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华裔专家和留学生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然而，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加深，特别是极“左”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包括这些人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有的甚至还被迫害致死。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却依然保持着对国家大势的信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继续学术科研工作。“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重新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广大知识分子重新迎来“科学的春天”。那些没有放弃理想和学术追求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一些人后来还成为深受人民尊敬和爱戴、对国家和民族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和知名学者。

从根本上讲，人生上升势能来源于国家大势。契合国家大势选择的人生道路，必然带有人生上升势能。而对于建立在国家大势基础上的人生上升势能的坚信，则能够促使人们坚守正确的人生选择，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勇于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经受不同人生境遇的考验，为打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精彩人生指引方向、激励力量。这就是国家大势对人生大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