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化强国密码：为什么是莫言

电影载体

靠电影提高文学知名度

文学与电影，魂体相应。但是，相较于文字的转化难度，镜头语言显然有着更矫捷的身手，在不同文化间穿门过户。“莫言作品中在英语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红高粱》，这当然和电影的大获成功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骆思典介绍。

1988年，电影《红高粱》惊艳了整个世界，连带将莫言和他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一起捎出了国门。《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日译本和瑞典文译本逐渐上市，成为莫言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作品。译者和出版商看中的是电影带火的图书市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被美国权威文学评论杂志《今日世界文学》评为该年度最佳外文小说。

不仅如此，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都是因为电影的周游列国而被国外读者熟识，进而催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

根据骆思典的观察，如果不是出于一定的机缘，或者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主动阅读中国小说的英语读者并不太多。而当地的出版社，比如出过莫言小说英文版的出版公司企鹅、铁锚、Vintage International等，旗下译自各国的作品数不胜数，在营销上也不会特别为某国文学量身打造。

因此，“中国作家的作品走向世界，看来还是应当先靠电影等其他渠道提高知名度，而不能单纯指望出版商的推广。”骆思典这样总结中国文学出口的诀窍。

翻译关键

翻译不只是技术活

酷爱中国文学的马悦然曾经用10年时间参与编辑出版了一套1900—1949年中国文学作品简介，包括100个短篇小说，100本戏剧，100篇散文等，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作品。采访时，马悦然抚摸着这套丛书，长叹道：“要是这里面的作品被翻译出来，中国作家早就得诺贝尔奖了。很遗憾，中文作品的翻译力量太弱了。”在瑞典，只有两个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马悦然，一个是他的学生陈安娜。

但是，翻译莫言作品的人，不管是英文版的葛浩文、日语版的藤井省三，还是瑞典文版的马悦然、陈安娜等，都是拥有翻译专业技能并热爱中国文学的人。

谈起翻译经验，译过《透明的红萝卜》的马悦然说得有点“玄”。他把作品一读再读，直到好像听到了作者的声音，“自然而然在脑海里就有了一种适合表达莫言作品的瑞典语模式了。”为了更好地翻译《透明的红萝卜》，马悦然还特意让莫言画出了作品主人公“黑孩”住在桥下的匝洞里和他拉铁匠风箱的样子。

骆思典更强调译者和作者的共振度。他很推崇葛浩文的译本，因为葛浩文的英文比较有张力，跟莫言原著中恣意的语言风格比较匹配，所以能够较好地译出神韵，避免走味。

从中文到西文的转化，并不纯粹是技术活，还要“感情分”。“要将一部作品忠实地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除了对原著文字的理解外，与作者的沟通、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骆思典说，葛浩文与莫言一开始只是翻译家与作家的关系，后来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这对翻译工作是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