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美军抵达伊拉克后,从萨达姆的高压政策下“解放”出来的掠夺者活动猖獗。在这场“疯狂的掠夺”中,医院损失了床位,国家图书馆损失了上万册珍贵的手稿,大学也损失了大量的电脑、椅子,甚至灯泡。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在48小时内几千件珍品遭人抢掠——尽管大部分珍品在这之前就已运送到安全的地方。《科学》杂志报道说:“自从西班牙征服劫掠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之后,还从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抢掠行为。”这样的报道让人迷惑:这些抢劫者的道德感哪儿去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呢?
法不责众:群体失控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能扩散责任。一旦唤醒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大餐厅里扔掷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群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警察暴力、暴动、私刑),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1967年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200多名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围观一个声称要从塔顶跳下来的同学。下面的人起劲地同声呼喝着:“跳!跳!……”最后那个学生真的就跳下来了,当场身亡。
这些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引发的。群体能产生一种兴奋感,那是一种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觉。很难想象,单独一个摇滚迷会在一个私人摇滚音乐会上发狂地叫喊,单独一个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会试图诱劝他人自杀。在某些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以致忘却了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群体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变得去个体化。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心理状态呢?
群体规模
群体不仅能引发其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的身份模糊化。经过对21起人群围观跳楼或者跳桥事件的分析,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列昂昂曼发现:如果人群规模小且曝于公众之下,人们通常不会诱劝当事者往下跳。但如果人群规模比较庞大或夜幕遮蔽了人们的身份,使其获得了匿名性,那么,人群中的大多数人会诱劝当事者往下跳并且加以冷嘲热讽。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马伦指出,在所有群体性事件中,个体的评价顾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因为“每个人都如此行为”,因此,所有的人都会把其行为的责任归因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推断,仅是城市人山人海这一特点就足以产生匿名性的效应,从而使损坏公物成为个体道德中所许可的行为。他买了两辆已使用过十年的旧车,然后把它们的牌照拆掉,把引擎盖掀开,他把其中一辆车放在纽约大学布朗克校区附近,另一辆放在斯坦福大学的帕罗奥托校区附近,这是一个比前者小得多的城市。结果发现,在纽约,第一批“汽车清理者”在 10分钟之内就到达了;他们拿走了电池和散热器。在3天的时间内,发生了23起偷窃和破坏事件,最后汽车成了一堆被敲碎的没用的废铜烂铁。相反,在帕罗奥托观察到的唯一一个碰过那辆车的人,是一个多星期之后,一个过路人在天要下雨的时候把引擎盖合上了。
身体匿名性
我们怎么能断言布朗克斯和帕罗奥托两地区之间关键的差别就在于布朗克斯的匿名性更大呢?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就匿名性设计一个实验,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减少抑制性的行为。为了考察匿名性,津巴多让纽约大学的女学生穿上一样的白色衣服和帽兜,这和三K党(KuKluxKlan)成员非常相似。然后让她们按键对另一个女性实施电击,结果发现她们按键的时间要比那些可以看见对方并且身上贴着很大名字标签的女生长一倍。
互联网也提供了类似的匿名性。几百万惊愕于巴格达暴徒掠夺行径的人自己却在利用网上的共享软件制作盗版光盘。因为这样做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几乎不会认为下载别人版权所有的音乐到 MP3播放器里有什么不道德,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此而被逮捕。网络聊天室、新闻工作组的匿名性也使其中敌对而激进的行为比面对面交谈中要多得多。
身体匿名性是否总能引发人们释放最邪恶的冲动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人们显然是对一些反社会的暗示线索作出了反应。美国加劳德特大学约翰逊和唐宁教授指出,津巴多实验的参与者类似三K党成员的装扮可能会怂恿敌意行为。在佐治亚大学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要求女参与者在决定给别人实施多大程度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士制服。在实施电击时,这些穿护士制服的参与者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她们的攻击性就远不如说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时的情况大。佐治亚大学的专家波斯特梅斯和斯皮尔斯对60项去个体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匿名性使人们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更容易对情境线索作出回应,无论线索是消极的(三K党制服)还是积极的(护士制服)。一旦提供利他的线索,去个体化的人甚至会施舍更多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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