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从日本回国后，艾思奇在昆明待过一段时期。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在泉漳中学找到一份工作，教授数理化。泉漳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后来被查封了。1934年春，艾思奇经朋友介绍，到李公朴先生任馆长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设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书面解决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艾思奇负责哲学与科技知识的部分。经艾思奇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工作，读者来信越来越多，读书指导部渐渐地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于是就在该报开辟了《读书问答》专栏。

1934年11月，《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创立了《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负责每期撰写一篇《哲学讲话》，至1935年11月一共撰写了24期。1935年底集结成书，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哲学讲话》的每一篇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不是变戏法》、《猫吃老鼠》等，正文也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和口语，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并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来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

《哲学讲话》单行本出版后很受欢迎，它讲述的哲学思想令国民党当局恐慌不安。国民党于1936年2月查禁此书。于是，经过一些修订，《哲学讲话》改名为《大众哲学》于1936年6月继续出版。毛泽东曾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抗战前后，《大众哲学》的畅销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一连发行32版。到现在为止，已经发行了50版，逾100多万册。很多学者、干部都是读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成长起来的。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将艰涩的哲学理论大众化、通俗化，拉近了理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艾思奇深受父亲李曰垓影响，李曰垓曾说：“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艾思奇做到了这一点。

有人因为艾思奇的名气曾经写信给艾思奇，请教怎样才能长生不老。艾思奇回信给他，大意是，国难当前，这种问题是荒唐可笑的，你应该认真研究怎样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他在给大哥李生庄的信中写道：“在时代的洪流里，我尽我的全力做点儿比较更为大样的事，拿别方面的成绩来赎我不得尽责于家乡的过尤。”

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党中央决定调一批党在学术理论界的专家到延安，艾思奇与李初梨、周扬、周立波、何干之、舒群等十几人于10月间经西安到达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也来到延安时，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风趣地说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艾思奇来了，好了……”。毛泽东对艾思奇在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毛泽东评价艾思奇为“学者、战士、真诚的人”。1937年到延安后，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

1951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社会发展史》，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丁玲曾对艾思奇夫人王丹一说：“我母亲每次必听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后来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影响力不亚于《大众哲学》。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这本书在全国高校中使用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同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毛泽东同志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后，作了长达19页之多的阅读笔记，并情不自禁地亲笔致函：“《哲学与生活》是你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艾思奇去世后，这位伟人在审阅治丧委员会所拟悼词时，还亲笔添写了12个字：“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