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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而外交:孙中山军事外交思想与实践

张芳

2012年12月07日09: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进入20世纪,中国义和团运动使孙中山看到清政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媚外之态,孙中山因此确认:“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而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又使孙中山得出没有外交帮助无法成功的结论。由此,他认为革命之成功,一靠国内武力革命,二靠国际外交,“外交力帮助武力,好象左手帮助右手一样”。

与世界的联系是在一个破坏与重建、屈辱与尊严相伴而生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以近代军事外交的视角来看,甲午战争一败,中国弱点暴露无遗,几肇瓜分之祸,民族尊严尽失,领土与主权次递削减,外交中的弱国形象已循此近代路径而定格。此一情形下,开展军事外交何其之艰难。

既然外交如此吃紧,那么依据清政府之力以救国又如何?义和团运动使孙中山看到清政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媚外之态,孙中山因此确认:“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而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又使孙中山得出没有外交帮助无法成功的结论。由此,他认为革命之成功,一靠国内武力革命,二靠国际外交,“外交力帮助武力,好象左手帮助右手一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窘境里,孙中山为革命而外交,通过外交而革命,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外交思想和军事思想,可资今天的军事外交战略镜鉴。

研判国际战略格局 以确立军事外交策略

孙中山对军事外交策略的确立总是以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为前提,而早期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判断是“盖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结合当时中国国内之情势,排满革命不仅是其民族主义的第一要义,更是其一系列军事外交策略的目标。虽然孙中山没有明确提出其军事外交目标的层级区分,但事实上存在较高层级目标和最低目标,即西方列强对革命的中立或不干涉是最低目标,而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各种形式的援助以实现“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则是较高的军事外交目标。事实证明,孙中山早期军事外交基本实现了其最低军事外交目标,表明这一时期的军事外交是较为成功的。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主张:基于中国丰富能源与西方技术优势的互补,可以与西方建立政治经济的联系;而对于东方国家,基于相近的文化,他则更强调一种政治文化联系。但无论哪种方式,他总是借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和学习以强大中国自身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这种多元、灵活、务实的策略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

正确的军事外交路径伴随着孙中山对国际战略格局判断的不断深入而得以完成。1917年苏俄政府的诞生给孙中山带来希望,促使其转而向苏俄求援,并最终坚定实行联俄政策。

通过外交手段获得军事援助 以求救国

孙中山十分注重争取军事援助以实现之。孙中山获得军事援助的外交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领袖外交(主要是辛亥革命前),以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募捐、销售革命债券等形式获得革命经费;另一种则是通过联盟外交(主要是辛亥革命后),获得英、美、日、德等国的军事援助,但实践效果极其微弱。直至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并希望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这一举动触发了孙中山要将苏俄作为军事盟友的信念。1922—1923年,孙中山以通信和会谈的方式就建立西北军事基地一事与苏联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支军队的建立使得孙中山和国民党不再依赖地方军阀,逐步建立起国民革命军,并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提出了具体工作计划。伴随着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很快从广州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这一胜利对于增进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声望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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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实习)、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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