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而外交：孙中山军事外交思想与实践

反对侵略战争注重伐战伐交的结合

孙中山一生倡导世界和平，对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1912年，在《国民党党纲》中，孙中山将“维护国际和平”定入其中。不仅强调中国将作为一支和平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而且希望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建立亚洲大同盟的方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关于如何恰当地运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孙中山主张伐战与伐交相结合。他认为，企图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目的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应首先诉诸外交方式加以解决；若外交手段已尽，方可及于战争；战争结束，复进入外交程序。对于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孙中山认为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因此，孙中山重视对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以振兴工业，改良武器，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一力量的对外运用是积极防御的性质。

注重军事外交中的舆论运用

孙中山历来重视舆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军事外交中其对舆论的重视程度，可从他历次与列强的军事外交尝试中体现出来。

一方面，因为有着多年海外生涯，孙中山对西方国家体制中舆论的作用颇为了解，因此在军事外交中非常重视国外媒体的运用。无论是同盟会成立之时，还是国民党建立之时，孙中山总是及时将革命的主张、建国的理念尽早传递给西方民众，以期得到各国政府政治上和民众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适时运用国内媒体就国内问题所涉及的西方列强种种不端予以批驳，以唤起国内民众的觉醒、对三民主义的支持，从而对西方列强以及与其勾结在一起的政府造成舆论压力。

孙中山的军事外交实践是极为艰难的，知其不易而为之，这恰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然而其历史的局限又是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

主义与实际碰撞令军事外交困难重重。这一历史时期登上世界舞台的各国政权，无论其国家性质如何，无不是以国家自身利益来权衡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孙中山为解决实现“主义”的现实之困境，所行所为却又不得不与“主义”相游移。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外交中，甚至出现在与强调国际主义、世界交往、世界和平的苏俄的军事外交中。因为，苏俄所倡导的国际主义与事实存在的国家利益之间从一开始就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矛盾。

独立还是依附的摇摆令军事外交的政治前提缺失。只有建立独立的拥有主权的中国才是推行军事外交的政治前提。未能看到国内革命力量的存在导致孙中山对借助外力始终存有幻想，结果愈是倚重外力则愈不能完成民族之独立，而一个没有独立亦没有真正主权的近代中国就愈加速进入了帝国主义所设想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历史漩涡。于是，孙中山的革命努力进入到独立还是依附的怪圈中——中国革命外争独立、内求富强的政治目标完全与帝国主义的政治目标冲突。因此，孙中山的军事外交在对依附心存侥幸的途径中四处碰壁。

个人威望还是组织力量的选择令军事外交的力量依托出现偏态失衡。自国民党建立之日起，党员发展的速度是极为迟缓的，应当说，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对组织的发展思维似乎较多停留在会党层面上，而非政党。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所从事的军事外交与作为政党的组织角色下的政党外交在力量上出现了偏态失衡，在未尽的革命事业中，孙中山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叮咛。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