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辛弃疾，人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一个与苏轼并称的豪放派伟大词人。词在他的手中，冲破了樊笼，真正达到了无事不可入词的境界，只要能写进文章的内容，都可以写词，而且文字更加优美，音调更加铿锵，将宋词艺术水平与成就，推向了巅峰。然而，正是文学上如此辉煌的成就，几乎淹没了他并不辉煌的政治生涯，以致很少有人能想起，他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的英雄。
　　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此时，济南已经被金兵占领了 12年。不断亲眼目睹汉人百姓在金兵统治下的痛苦和屈辱，使得他从小就立下报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志向。21岁投奔抗金义军，后归顺南宋，担任江阴通判。曾进奏《美芹十论》、《九议》等，分析敌我形势，阐述强兵富国的具体计划，非但均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反而屡屡遭受弹劾，不受重用，42岁时被免职，此后的 20余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闲居在家，直到晚年才又被启用，任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又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壮志难酬，郁愤而终，死前仍大呼“杀贼！”。
　　显然，辛弃疾的政治生涯并不得意，官职最高仅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他曾在《水龙吟 过南剑双溪楼》中感叹，“举头西北望浮云，倚天万里需长剑”。唯有用这把倚天长剑，才能扫荡凶残的敌人。政治舞台上，那柄剑就是自己，但他却并没有熟练掌握使用的技巧。
　　首先，他在金人统治的北方长大，较少受到循规蹈矩文化的教育，在他身上，始终带着燕赵的侠士之风和执着，加入抗金义军，曾经真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长剑上不知沾了多少金人的血，而这种侠义与胆略，是和那个懦弱的朝廷和昏庸的君主格格不入的，甚至让他们感到惧怕。其次，宋孝宗虽然欣赏他的才干，但却并不打算再北伐打仗，所以他坚持抗金，肯定不会得到重用。再次，他虽然能力出色，却缺乏官场的经验，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又使得他不愿意卑躬屈膝；对北伐的热情和执着，更让那些主和派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他根本无法立足。官场沉浮数十年，他才明白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晚年时曾感叹“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他或许穷尽一生都未曾明白，正是他那侠肝义胆的情怀和快意恩仇的性格致使他一生仕途坎坷，壮志难酬。那把曾横扫敌人的倚天长剑，或许在他决定投奔南宋的那一刻就已经失去了锋芒。
　　然而另一方面，他的情怀与执着却又化作另一把锋利的倚天长剑，开辟出宋词的新天地，使其真正达到了“无事不可以入词”的境地，也让他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评价：“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辛弃疾的词，流传至今的共有600多首，其中最著名的，仍数那些充满爱国激情、疾呼抗金的作品。如《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破阵子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均代表了宋词豪放派的最高成就。苏轼的词的确豪放开阔，大气磅礴，但抒发的大多是个人的情怀，读苏词，能让人看到一个饱学之士的高风亮节，一代名士的超然脱俗。而辛弃疾曾南征北战，亲眼目睹了国家的危亡和百姓的疾苦，自己却有力无处使，这是怎样一种无奈。他的词，是将时代、家国命运、雄心壮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大起大落，反差强烈，形成巨大的冲击力，给人以极其强烈的时代感。胸怀有多大，词的意境就有多开阔，有人或许有辛弃疾的才华却没有那样的经历、那样的胸襟，所以前无古人，有人或许有那样的经历却没有那样的才华、那样的情怀，所以后无来者。
　　而在婉约词风的作品方面，辛弃疾的成就也绝对不亚于这方面有专长的词人。如《青玉案 元夕》、《鹧鸪天》、《西江月》等，或富丽堂皇，或清丽脱俗，或哀怨委婉、荡气回肠，无论是田园山水、朋友之情、恋人之爱，他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其词题材之广，亦创下词人之最。无论是“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还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起来无一不意境悠远，情味深长。
　　倚天万里需长剑，辛弃疾的长剑，虽然未能如他所愿扫荡敌人，收复河山，但却化作一支神奇的笔，书写了他的情怀，改写了他的命运，也为后人，写下了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