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要在民生投入的监管上有新突破。黄苇町分析说，当前民生投入迅速增加，民生工程的特点又特别容易成为腐败活动的目标。一是民生工程主要靠财政无偿投入，不像投资活动有严格的成本收益核算。二是资金投入面广、项目分散，同步性强，单笔数额小，在对重大建设项目还监管不过来时，靠常规方法很难监管好民生投入。三是民生工程流程长，层次、环节多，基层干部的素质、作风，将直接决定党关注民生的各项举措，能否不折不扣、公开、公平、公正地落到每个急需帮扶的群众身上。四是民生领域腐败个案案值不一定高，但直接侵害基层群众利益，会冲击党群、干群关系，危及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因此，强化民生领域反腐败工作非常紧迫。民生工程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有恩赐思想，更不允许以“为群众办实事为名”搞不规范操作，不规范必然产生腐败。根本措施就是要把民生工程建成阳光工程，依靠透明公开消除黑箱操作；建成民主工程，依靠民主决策消除长官意志；建成法制工程，依靠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对付小额、分散项目的腐败活动。黄苇町举例说，最近有媒体报道某支教女大学生反映，国家为中西部地区中小学生拨付的每人3元钱的营养餐费，在有些地方发到孩子手中的竟然只有一个没有加热的盒奶和一条两指宽的面包，最多只值1元多钱，孩子们没有热饭吃、还根本吃不饱。记者采访时，当地教委还称供应商是完全按程序招标的。这条从孩子口中夺食的消息如果属实，用“气愤”两字都不足以形容人们的心情。由此也使人产生联想，我们民生性质的转移支付款项，还有多少类似情况？对这类金额不大，情节恶劣、发生率可以很高的问题，需要大张旗鼓地一查到底，严厉惩治，以儆效尤。

四是要在制度顶层设计上有新突破。黄苇町指出，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不能仅靠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部署、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例如公共权力还过多地介入资源分配，也是腐败多发的重要原因。前几年取消了各地驻京办，但产生“驻京办现象”的根源仍然存在。因为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中央的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很大。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总额5万个多亿，转移支付达2.73万亿，是1994年的11倍还多。这些转移支付保障了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落实，但转移支付的钱给谁、给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有关部门。有的中央部门只有几个人的处室，就管理十几亿甚至上百亿转移支付款项。而中西部有些县的转移支付，已占地方财政大头，到北京和省城拉关系、跑项目、要钱，已成为头等大事，为此不惜大肆公款行贿，权钱交易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中央拨款数额单笔低至几百万元，戴帽下达到某县区，有的就不很正常。黄苇町指出，“这种‘干部收买腐蚀干部’的现象，是和体制缺陷分不开的。”他说，还有的转移支付款项在下拨的过程中被层层截留挪用，也成为一种腐败机会。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改革财税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非常重要。中央部门的有些财权和事权可以同时下放，也可以使地方政府不必再，通过卖地和一些不规范做法来填补资金缺口，也有利于消除这方面的腐败机会。这些都涉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涉及很多部门利益，需要依靠改革的总体设计。

五是要在查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上有新突破。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时有发生，影响很坏。当然，有些属于领导干部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打着领导旗号拿地、拿项目、入权力股，而领导本人并不知情；甚至也不排除是有的是不法开发商为掩盖与经办官员的权钱交易活动，拉大旗、做虎皮而施放的政治烟幕。但不管是真是假，在群众中产生的政治影响都极其恶劣。我们也要以敢于碰硬的态度，一查到底，包括对高层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有意纵容亲属子女的要严肃查处；对于身边人员和亲属子女管理教育不够的要承担失察责任；对嫁祸于人的不法开发商也要依法严惩，对不同性质的典型案要公开宣传，回应社会关切，也有助于狠刹歪风。

黄苇町说，党的十八大提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非常顺民心、合民意。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提振人们对我们党一定能战胜腐败的信心，也可以为实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打下良好基础。他说：“就是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当前腐败活动在党内的存活率还较高，某些腐败分子的有恃无恐，也是建筑在“伸手未必被捉”的侥幸心理之上的。因此，预防和惩治腐败都不能偏废，只有坚决惩治腐败，才能极大地提升腐败犯罪的成本和风险，教育、监督、纠风、制度、改革才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