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涛

　　异地高考到底应不应该放开？如何在兼顾非京籍务工人员及其孩子合法权益的同时，不损害北京家长和孩子的利益？现在，在不少论坛、贴吧，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在网络上的争论日趋激烈，北京市民与一些非京籍人士甚至在网上辩论起来了。（11月30日《工人日报》）

　　俗话说，理不辩不明，事不说不清。对于异地高考，放开与否，不能听任单向的自话自说，而需要倾听与权衡利益相关方的声音和权益，求取两者之间最大的公约数，从而形成体现公意的公共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论战，在经过媒体报道后，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和视野下的这一论战，有助于催生一个成熟的“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间。

　　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公共空间，我们还没有形成这种对话的生活习惯。一是因为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缺乏这种对话的平台和渠道，二是不同阶层的群体话语权严重失衡，即使是对话，“话筒”往往也是掌握在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手里，信息不对称，话语权不平均，使很多所谓对话和论战流于形式。

　　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其公共空间里总是充满着各种诉求。而成熟的“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间，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容许自由的、理性的、不受威胁的辩论，从而使各种诉求都得以宣泄与表达。正因为如此，公共空间的话语总呈现出多元而非单一、互补而非独断的特点。在异地高考放开与否的问题上，无论是非京籍务工人员的草根，还是作为习惯了低分上大学的北京家长，谁也没有权利独占或垄断话语权，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将自己的话语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异地高考放开与否、如何放开，必须是在互相商谈、协商和辩论的基础上，最终由对话的双方或多方达成共识。

　　这种论战，尽管可能还不怎么成熟和理性，甚至还有点火药味，但它终究具有启蒙的意义。尤其是经过媒体报道的放大效应之后，这种论战，客观上有助于伸张市民阶层的利益要求，积累参与论战以及“围观”论战公民的气质修养，催生、培育与呵护一个“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间，进而潜移默化地促进社会认同，最终结晶成为国家权力、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的合法来源。

(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