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为九河下梢、“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近代开埠以来一直处在中西文明及文化交汇与碰撞的前沿，不仅构建了独具特色与风味的地域文化，而且在这个文化场域中形成了津门作家群，创作了一批具有地域文化内涵和审美特点的作品。进入新时期，津门作家先得风气，异军突起，在引领改革文学潮流的同时，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浓厚的底层情节、开放的思想意识和市井化的语言风格出现在新时期中国文坛，并获得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代际分明的群体构成
就津门作家群来说，按照代际划分可以分为四代，呈现出四代同堂的局面。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各自的创作个性，使得整个群落充满了勃发的生机。
和中国当代文学一起开创新时期或这一时期伊始出现在文坛如今进入老年的作家，可以看作是津门作家群的第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以蒋子龙、冯骥才、林希、航鹰、吴若增、汤吉夫等人为代表，是津门作家群的坚强基石。如蒋子龙表现活跃，新世纪以来相继发表了《人气》、《空洞》和《农民帝国》等长篇小说。冯骥才近年来虽然不再创作小说，把精力主要放在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上，但也写作了一批跟其民间文化抢救活动相关的“行动散文”，出版有《抢救老街》、《民间灵气——癸未甲申田野档案》、《武强秘藏古画版发掘记》和《手下留情》等散文集。
上世纪中叶出生经历过上山下乡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是津门作家群的第二代。这一代作家以赵玫、肖克凡、杨显惠、王松、宋安娜、李晶、李治邦等人为代表，为津门作家群的中坚力量，他们在题材开拓、文体实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创造。如赵玫以女性题材创作见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发表了《朗园》、“爱情三部曲”（《我们家族的女人》、《世纪末的情人》、《天国恋人》）和取材于历史生活的“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上官婉儿》、《高阳公主》）。王松拓展了知青小说的表现深度和广度，创作了《双驴记》、《眉毛》、《哭麦》等“后知青”小说。宋安娜致力于“打捞”犹太人在天津的记忆，以长篇纪实文学的形式出版了《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
第三代作家以龙一、武歆、秦岭、朵渔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现身文坛，却以较为深厚的积淀和开阔的视野为自己打开一扇文学之门，并逐渐向文坛及群落中心靠拢。如龙一擅长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以《我只是一个马球手》、《潜伏》、《借枪》等中短篇小说进入文坛，并借《潜伏》、《借枪》等同名电视剧的播出而为寻常百姓所知。秦岭关注三农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皇粮钟》及《弃婴》、《硌牙的沙子》、《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和《杀威棒》等中短篇小说，以“后农业税”的独特视角描述了转折时期农民的命运，揭开了历史隐秘的一面并触及其内在的创痛。
第四代作家是信息网络化的一代，如王小柔、方紫鸾、章元、天下霸唱等人，他们有着时尚的面貌、青春靓丽的身段和丰富的想象力，强调个性注重自我贴近日常生活，富有创造意识且谙熟网络与商业文化，大都由网络写手进而步入平面媒体，经历了网上走红网下流行的过程。天下霸唱（张牧野）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作为网络写手，因《鬼吹灯》系列小说的流行而声名鹊起，名利双收。方紫鸾接连出版了《墙外花枝》、《单身女人日记》、《玩不起别玩——一个四十岁单身男人的情感独白》等都市情感题材的长篇小说，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脉多支的文化面貌
海与河的交汇处诞生了天津城市，使得海河成为天津地域文化的源头。天津作家同饮海河水，整个群落在意识或潜意识里有着天津地域文化的基因或烙印。正如海河由九条支流汇聚而成，天津作家因个体或代际的差异而具有创作的多种选择，形成了一脉多支的群体文化面貌。
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是津门作家群的一个优长分支。“十七年”时期以阿凤、万国儒为代表的工人文学和新时期蒋子龙领军的改革文学，曾两次把工业题材文学推向创作高潮。进入新世纪，在工业题材文学如传统工业一样面临挑战和转型的危机中，肖克凡、武歆坚持回到工厂，“回到自己的文学出生地”。肖克凡有着六年的翻砂工经历，“粉尘飞扬的翻砂场笃定了我的青春，也奠定了我的人生立场”，他以《黑砂》、《黑色部落》、《遗族》等描写翻砂工人的中篇小说进入文坛，20世纪90年代又相继发表了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原址》及《最后一个工人》、《最后一座工厂》、《堡垒》等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工业题材领域的位置。新世纪以来，他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机器》和《生铁开花》，以几十年的时间跨度表现了工业的变迁和工人的心灵成长史。同样有着工厂经历的武歆把工业题材作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天车》、《抓贼》、《风砂轮》等中短篇小说中表现了对工人生活与命运的思考，并在中篇小说《老工人谢瑶环》中表达了对工人阶级最终去向的隐忧。
津味小说是津门作家群的一支主流。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冯骥才、林希把目光转向清末民初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卫，把这个时期的家族及社会市井人物作为叙述和表现对象，如冯骥才推出了《炮打双灯》、“怪世奇谈”及“俗世奇人”系列小说作品，林希则创作了《蛐蛐四爷》、《婢女春红》、《相士无非子》、《高买》、《天津闲人》等中短篇小说。在这些极具地方文化气息的作品中，他们一方面继承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津门盛极一时的刘云若、李燃犀、戴愚庵等确立的报人市井小说传统，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新的创造，提出了“津味小说”的概念。其他作家也纷纷创作津味作品，如蒋子龙的长篇小说《蛇神》和《人气》、肖克凡的长篇小说《浮桥》、李治邦的长篇小说《津门十八街》、龙一的长篇小说《暗火》、武歆的中篇小说《天津少爷》、秦岭的短篇小说《天津“碰瓷儿”》、扈其震的长篇小说《大画坊》、郁子与立民的长篇小说《天子门户》、陈守信的长篇小说《乱世津门》等，都可以打上津味小说的印记。他们的加入，不但壮大了这一流脉，而且扩展津味小说的概念，使其突破了题材内容的原有内涵而具有了美学范畴的意味。
解放区文脉是津门作家群的一股强劲的潜流。以孙犁、梁斌、方纪、王林、鲁藜、芦甸、杨润身等进城作家为主体的解放区文脉，曾是天津文学创作的主体，尽管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作家的退出而逐渐进入历史，但其作为潜流不仅影响到蒋子龙的《农民帝国》、秦岭的《皇粮钟》等农业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在王松、武歆、龙一等人的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从长篇小说《红》中可以看到，王松在讲述知青故事的同时，也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走进红色岁月，书写革命根据地普通男女红军战士的故事。在中篇小说《长征食谱》中，龙一通过小厨子出身的炊事兵的视角写出了别具风格的红军长征历史。武歆悉心发掘革命者的浪漫情感，创作了反映红色爱情的长篇小说《延安爱情》。他们的创作，既不属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也不同于解构、批判宏大叙事的新历史主义作品，而是在对革命历史的还原、修补与理解中建立了一种个人化的叙事。
“津味”不应该被消费
天津地域文化可以用“津味”一词来形容和概括，这是一种区别于北京之“京味”与上海之“海派”的本土文化风味。事实上，工业题材、解放区文脉和津味小说都可以称作为津味文学。天津作家致力于发掘地方文化资源进行津味文学创作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群体地域意识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不过，津味文学兴盛的背后也显露出一些创作上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作家群的发展。
清末民初作为天津最具本土文化特色的历史阶段，无疑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创作天地。然而，创新意识的缺乏和文化积淀的不足，导致了题材的扎堆重复与叙事的模式化，这个现象不仅使得这一丰富历史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反而如林希所说的那样，“使人一提起天津味，立即就联想到打架骂街，要么就是吸鸦片，玩妓女，稍微斯文一点的，写到租借地的遗老遗少，也不外就是讨小老婆，霸占民女罢了”，从而影响到津味文学的艺术品质与思想深度。
津味作为一种“味”，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性的一把重要标尺。就作品来说，这种“味”是经过艺术的加工与锤炼，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为了追求津味或地域文化色彩的展示，一些作家刻意寻找和塑造地方知名人物，挖掘地方重大历史事件，致力于地方文化符号的罗列和展示，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精髓和作家的艺术创造，这样的作品对于地域文化的宣传或能起到作用，但其很难说有多少“味”，因而也不能称其为有艺术与思想含量的成功之作。如作家张仲所言：“光会写天津话‘嘛！’、‘哏儿’，光会写鸟市、三不管、落马湖、八大碗等‘浮皮儿’的外貌，甚至光会写天津事儿，很难说会出津味儿。”目前，这种为“津味”而“津味”的舍本求末之举，尚未受到充分的关注，其作品在津味文学创作中占有不小的比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落整体水平的提升。
从横向上比较，津味文学虽然一度和京味文学及海派文学相提并论，但由于缺乏老舍那样的大师引领和审美文化的积淀，并受到过度商业化的侵袭，存在着通俗化和市场化的取向，其具体表现为具有经典意义的长篇作品的匮乏和影视创作的兴盛。尽管有蒋子龙推出了《农民帝国》这样的长篇力作，但依然不能改变作家向影视剧靠拢并被收编的现实，存在着部分长篇作品以消费“津味”和牺牲艺术品格为代价迎合影视青睐和需要的现象。
总之，津门作家群创作面临的困境在当代中国地域文化书写中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一点值得严肃对待和认真反思。困境背后孕育的是生机，正因津味文学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大师那样难以跨越的横杆，津门作家群反而有着更为开阔的空间，更容易在困境中实现自我与创作的突破。
（作者为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