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政府应当是公开化程度最高的政府。清廉政府中的“清廉”二字与政府行为的神秘化是完全对立的，与政府权力行使中的封闭状态也是完全对立的，即是说，清廉二字包括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涵义。仅从字面意义来讲，清廉中的清不能排除清澈、清明等最原始的意义，事实上当十八大报告讲到清廉政府时也提到了政府权力公开问题，例如报告指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我国近年来在政府系统实行了较大程度的公开，例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实行了立法听证制度，实行了专家论证制度，实行了立法咨询制度，这些都是权力公开的反映，而在行政系统中更是通过2007年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推进了行政公开，从我国对权力公开的相关规定来看，公开既应当是实体权力的公开也应当是程序的公开，在此方面我国已有长足的进步，近年来权力公开化已经很好地诠释了清廉政府的理念。但是我们在一定范畴内的权力行使中的公开化程度还不算很高。例如，有些地方的三公经费并没有公开到社会所期求的程度。总而言之，清廉政府对政府的行为公开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我们把行政公开与清廉政府当做两个事物来看的话，那就是不科学的。

　　清廉政府应当是自我约束最强的政府。政府系统的权力行使是通过社会机制体现出来的，因此我国宪法对权力行使的社会化作了一些规定，而且规定广大公众可以通过相应的手段监督政府的权力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该条规定反映了政府权力与社会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权力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内部是通过相应的权力划分形成机制的，例如我国宪法就规定了立法机关及其所行使的权力，行政机关及其所行使的权力，审判机关及其所行使的权力，检察机关及其所行使的权力。这既是对诸种公权力机构在国家权力行使中的分工又是对国家权力的科学划分，这个划分的定义和推演就是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约束机制。同时每一种国家权力的内部也建立了相应的约束机制，例如行政系统上下级之间的约束，行政系统中通过监察机关的约束等等。这些约束是从体制设计上进行的，可以说它是约束的硬件方面。而从软件方面来看，政府机关之间应当具有自我约束的意识，这些意识既存在于各个机关在权力行使中对自己行为的控制上，也存在于权力行使的主体在遵守相应行为规则的意识上。在笔者看来，清廉政府与政府的放任自流是相对立的，很难想象一个放任自流的政府能够与清廉政府同日而语，而政府行政系统非放任自流状态的另一面就是强烈的自我约束。固然，权力系统内部的各种约束机制是自我约束的表现，但在笔者看来，最为根本的自我约束应当是权力系统及其权力行使者在权力行使中的自律性。十八大报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绝不允许搞特权。”这充分证明了政府的自我约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行为取向之一。

　　清廉政府应当是修复机制最好的政府。十八大报告提出清廉政府的概念之后，马上提出了政治清明的问题。政治清明集中体现在政府清廉之中，离开了政府清廉就无法谈论政治清明。也就是说，清廉政府如果能够得到实现，它的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的清明。政治的清明实质上就是一种权力行使中的开明，就是权力行使中的以人为本，就是使权力行使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于一个清廉的政府来说，一方面其权力行使在横向上是开放的，应当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机制之中；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行使还应当和时代发展的节奏保持一致，还应当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精神。当然权力行使中的开放性与权力行使中的时代精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权力行使中的与时俱进对于一国权力系统而言是一个具有较高难度的命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现代法治国家权力行使已经有了典则上的依据，已经有了相应的传统，已经有了较大的惯性，而这几个方面恰恰是制约权力与时俱进的因素。然而，不得不说明的是，越是法治发达国家越是权力行使有序的国家，它的权力行使往往越能够与时俱进。我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权力怎样适应时代的要求，便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清廉政府要求政府系统有一种比较好的自我修复机制，这个修复机制既可以以制度化的形式体现出来，亦可以以非物质化的形态体现出来。总之，通过这样的修复机制，使政府权力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活的因素，而清廉政府便是对权力系统具有较好修复机制的一个肯定。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