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以“集体化时代”为重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心”已抢救、整理了200余村庄的上千万份的资料。应该说，确定以“集体化时代”作为重点，既是这些资料本身呈现的特点，也是行龙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对这些文献资料的价值进行审视的结果。

　　行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全国“农业学大寨”这段“集体化时代”中，不断涌现出影响全国的典型。数量巨大、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变化的原始记录，为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历程，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对于再现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农村走过的道路，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心”发表、出版了几十篇（部）建立在集体化时代乡村资料基础上的论文和著作。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中“集体化时代”是最有分量的部分。该书引来学界的广泛好评，认为行龙教授“开辟了‘集体化时代’研究这一新领域”；认为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超越以往社会史专题细分化、时代切割化研究的新范式，使得社会变迁的过程不再被斩断，从而使历史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2011年行龙与他的团队成员马维强、常利兵合著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可谓“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其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数量庞大而不可复制。我国大量村级档案实际上长期处于散乱处置的状态，而村庄恰恰是集体化时代最大的主体，如果没有村庄档案的存世，若干年后，我们将怎样去研究这段历史？那时又到哪里去寻找这些基层档案？

　　在出版社为这部力作举行的新书座谈会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说：“这是一部真实可信、生动具体、客观公正、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的重要特点是眼光向下，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观念变化、心理状态，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田居俭研究员说：“这部书，使我看到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希望和未来。”各类媒体纷纷报道了《阅档读史》一书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的新鲜气息。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06年，美籍华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农村问题的著名学者黄宗智来山西大学参加“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他参观了“中心”之后非常惊讶，将行龙和马维强合著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一文发表在美国著名的Modern China（《近代中国》）杂志。

　　2008年，山西大学利用多年搜集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档案资料，创建了具有浓厚历史性、学术性色彩，又不乏细腻生动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展览馆。展览馆不仅成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和“情境化”教学实践的重要平台、真实再现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变迁过程的重要场域，而且吸引了中国内地、港台地区及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一批批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访问、商谈合作研究事宜。学者们呼吁：“这些档案资料要成为学界共享的资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要建成一个世界性的资料中心。”中共山西省委把展览馆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目前，围绕“集体化时代研究”形成的以行龙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已组成三支力量，分别从“档案资料的搜集”、“分类与整理”、“出版与数据库建设”三方面分工合作，呼应国内外学者的期盼。（本报记者 宋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