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一口人，换不回四斗粮

“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我所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狗在路上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白修德的采访之路，始于1943年初春一个寒冷的黎明。他与《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从潼关（河南进入陕西的必经之地），逆着逃荒的滚滚人流，深入河南腹地。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空气里弥漫着小便与汗液混杂的味道，破旧的火车车顶上挤满了人。不再指望回家的受灾民众，把最值钱的衣服穿在了身上，一片黑蓝色中有一点红，那是一名妇女污渍斑斑的嫁衣。

惨烈的死亡场景随处可见。白修德看到，粉碎流血的断肢残臂，散落在铁轨旁，那是没有扒住火车而不慎坠落者留下的痕迹。一个母亲把两岁的孩子煮熟了充饥，另一位父亲也杀死了亲生骨肉，然后囫囵下肚，还有一家人把军队交给他们收容的儿童，啃得干干净净……

1942年，河南夏秋两季没有下一滴雨。刘震云的外祖母回忆，“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农民收获的粮食仅有往年的三成，其中绝大部分又被抽了税。到年底时，树皮几乎被剥光，草根也已被挖完，“猪尽是骨头，鸡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

百姓则成了一副副喘气的骨骼模型。没法扒火车逃难的，扶老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在绝望中，有男人杀妻弃子，然后投井自尽。

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还记得，她的二叔饿昏在路边，饥民跑过来，割前者身上的肉吃。二叔疼醒了，惨呼：“我还中（还能活下去）”，得到的回答是：“你不中了，救救我吧。”

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1942年，旱灾与蝗灾袭击了河南全省110个县，500万人受灾。在人贩子那里，妇女的售价跌了九成，壮丁的售价跌了三分之一，卖一口人，换不回四斗粮。

在家乡的麦秸垛旁，刘震云遇到了曾亲历饥荒的老者郭有运。老人嘴已漏风，刘震云还是尽力听懂了他在逃荒路上的遭遇：一家六口人，刚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治病卖了小女儿，可娘还是死了；走到洛阳，大女儿患天花去世；扒车去潼关，儿子掉到火车轮下轧死了，最后和老婆到了陕西，给人放羊为生，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着人贩子跑了……

“我逃荒为个啥？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就剩下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郭有运禁不住潸然泪下，“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儿……”

国家抛弃了自己的百姓

无数像郭有运那样的普通中国人挣扎求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进入相持与转折阶段——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落败，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坚守，纳粹德国密谋“最终解决”犹太人，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

这些，也许才是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最关心的。实际上，与众多留驻史册的大事相比，发生在中国腹地的饥荒在当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过后也没多少人愿意回味。

然而，在这场悄然无声的灾难中心，白修德多次目睹了权势者的丑陋：“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中央政府提供的赈灾资金是2亿元，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同一时期，“中央社”依然宣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了解真相的《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愤懑中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这篇社论一出，《大公报》旋即被当局勒令停刊。

彼时，几十万中国军队驻扎在河南严防日军进犯，这么多官兵的粮草，全靠当地自行解决。白修德遇到的农民忍不住告诉他，每亩地产15斤的粮食，抽税要抽13斤。

美国驻重庆领事馆秘书、后来成为“中国通”的谢伟思，也在一份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在少数地方，（当局）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干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务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而在河南，面对“横征暴敛”的指责，一名军官对白修德坦言：就算老百姓饿死了，这土地也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国家就会变成日本人的。

另一方面，身处大后方的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报灾电，被他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河南灾情，也没得到任何实质性回应。

也有人指出，彼时的河南随时可能失陷，在国民政府高层看来，“不能让粮食资敌”或许比灾民的生死更重要。无论原因为何，冷冰冰的结局是：被国家抛弃的百姓，除了忍饥挨饿，就是背井离乡，最终，约占全河南省十分之一的人口投入了死神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