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创作者应是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小说里，您肯定了揭竿而起的精神是民族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电影里，您用更多细节赋予这个故事人性的温暖。这种变化，是否说明了您在创作中的一种态度？ 

刘震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跟小刚一直觉得要特别注意表达上的节制。所谓节制，就是在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过多的台词和表演。创作者绝不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尤其在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时，创作者是站在70年后优越的生活里揭灾民的伤疤，这是非常残忍的。我说过，真正好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极端环境里，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往往最容易体现出来。这种本真，有时甚至是支撑一个民族存活下去的精神支点。在1942年，您认为支撑河南人甚至中华民族生存下去的支点是什么？

刘震云：《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灾民、日军、国民政府、美国人……他们之间互不见面，但灾难使所有人既有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

对当时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电影的最后，老东家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瞬间互相成为亲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个极端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变异的状态里，人心里的精神支点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那份亲情，那抹人与人之间善良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