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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毫不动摇”意味深长

记者：“两个毫不动摇”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命题，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有何深意？

高波：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表明了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

关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彼此对立的，国有企业不退出，民营企业就发展不了，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谁取代谁的问题，也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谁退谁进的问题，而应该是如何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以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形成产业配套和优势互补的问题。

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我们如何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解决中国种种经济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不断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行政垄断，破除产业壁垒，放宽准入条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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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的基本路径

记者：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什么？

高波：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面临的现实困境必然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体现了党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有利于集中全国力量，“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以制造业为例，作为制造业大国，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GVC）的生产分工体系，推动了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然而，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严重挑战。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公司的俘获、控制和盘剥，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加入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中国推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无论是攀升全球价值链，还是推动产业升级都离不开创新驱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演变实际上也是中国创新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途径：首先，通过培育知识资本推动创新。知识资本是企业或其他组织从自主性生产、投资的动机出发，进行有意识地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知识资本是企业或其他组织从自主性生产投资的动机出发，进行有意识地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经历了从规模物质生产到设计和使用技术，从加工处理资源到加工处理信息，从应用自然能源到应用知识、思想的转变。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决定经济行为的基础性机制由规模收益递减转向规模收益递增。

其次，通过政府支持推动创新。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研究与开发可以由政府部门提供支持或者私人部门投资开发进行。当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联合行动。政府部门资助的R&D，基本上在大学或专门研究机构中进行，开发的成果多数具有基础意义或者某一领域中的普通实用性。这方面的研究一般持续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需要长期的、大规模投入，所以私人企业不愿意、也无力从事。但是从整个社会的知识结构或创新的科学基础来看，政府部门支持研究与开发活动是向导性的，对于国家和企业是不可缺少的。此外，技术上的创新也要靠国家税收政策和市场竞争来解决。此外，还要加强集官产学研于一体的创新体系建设。

再次，通过技术引进引导创新。各种形式的技术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都首先经历了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阶段，并通过技术引进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研发能力来看，通过引进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也是一条较经济可行的办法。由于发展中国家独立地获取技术所花费的代价要远比从别国引进成熟的同类技术高，所以，通过引进可以大量节约研发时间和资金投入。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通过技术转移获得了必要的生产能力，而且通过将先进技术与低的劳动力成本相结合，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并获得自主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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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

记者：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种变化有何寓意？

高波：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变化，体现了通过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来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与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中国具有一些独特的城镇化现象，比如中国的城镇数量众多而城镇人口不足，不能有效利用城镇集聚经济；中国的城镇化专业程度不够，大多数城镇都鼓励发展门类繁多的制造业；移民融入城镇社会较为困难，移民是暂时性的或“候鸟式”的，从根本上抑制了基于乡—城人口流动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在治理机制上不注重服务职能，城镇管理者的精力更多集中在经济增长上，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关注不够。

城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针对中国独特的城镇化现象，确定城镇化政策取向：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城镇现代化的统一，农村城镇化的核心是突出城镇功能，城镇现代化要素则要向农村扩展和辐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需着重考虑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防止城镇贫民窟蔓延、避免过度拥挤的“大城市病”四个方面的政策；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的障碍，使移民有资格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信贷、住房、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培训，鼓励移民从低产出的农业转向高生产率的城镇工作；鼓励有效的土地利用和减小城镇蔓延，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供保护农业用地和绿色空间的正确激励，同时避免无序利用和任意扩大城镇范围。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向传统农业供应新的生产要素，关键取决于推广现代农业要素的投资收益率。而就实践来看，农业现代化包括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实施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等丰富内容。实行农业现代化乃至解决“三农”问题，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转移和调整，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变革；二是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三是制度改革，主要关注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以及乡村治理模式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