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6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美国现任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获得了 332张选举人票实现连任,并且在参议院可能获得55席的胜利,小幅扩大了在参议院的优势;共和党则以233席继续保持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并且扩大了州长席位,赢得了 30个州的胜利。不难看出,尽管民主党获得了总统和国会参议院选举的胜利,但美国政治两党角逐的平衡仍然没有被打破,民主党在联邦政治层面占据优势,共和党在州和地方政治层面略占上风。从选民票的分布来看,奥巴马获得了 50.54%的选民票,获得了过半数的选民支持,这将对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在职总统效应
其实,奥巴马赢得连任,并不出乎观察家们的意料。在美国总统政治上,存在着一种“在职总统效应”,即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在职总统谋求连任,除非发生重大意外,均能获得成功。尽管奥巴马执政4年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无论在国内政策上还是国际政策上,奥巴马均无重大过失,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政治丑闻和外交麻烦,美国选民对奥巴马尽管并不十分满意,但也没有特别的厌恶感。奥巴马的选前支持率达到了 47%左右,这就意味着选民已经早早做出了决定。出乎观察家们意料的是,奥巴马获得了选举人票的压倒性胜利,大大超出了选前多数人预计的罗姆尼获得选民多数票和奥巴马获得选举人多数的结果。观察美国各州选情,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党派认同因素。从选票分布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地图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民主党依然牢牢把握东西海岸等人口密集地带,劳工团体、女性团体、犹太群体、少数族裔、天主教以及少数族裔群体等继续高度认同民主党,特别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失业者以及那些受惠于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改革计划的选民,在此次选举中给予了高度支持。
相比之下,共和党依然在中部和南部占据优势,尽管看上去共和党掌控的“红州”面积较大,但选举人票数量并不占优势,共和党更多获得了经济地位稳固的社会中上层选民支持,包括白人保守派、军工产业集团、农场主集团、福音派教徒等群体,这部分群体高度认同共和党保守化的价值观,在投票率上也比较高,但在美国选民群体中已经属于“少数派”,即便全部选民参加投票支持共和党,也未必占据多数。因此,共和党进入了自20世纪80年代保守化运动以来的调整期,如果共和党不及时对本党的社会基础进行重新定位,以扩大选民对本党的认同和支持,要想赢得2016年选举,也是非常困难的。
二是选举生态因素。除了党派认同因素之外,美国经济、宗教等因素也对2012年的美国大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方面来看,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十分困难,尽管奥巴马出台多种经济刺激计划,美国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受此影响,很多选民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直到选举投票之前,美国失业率仍然保持在 7.9%左右。如果根据经验判断,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奥巴马很难赢得大选。然而,由于此种经济表现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很多人并没有将经济复苏乏力归咎于奥巴马,相反,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在2010年以来实现了一个小幅度的复苏,很多人因此而保住了工作,这部分选民为了不失去工作,纷纷投票支持奥巴马。即便是那些失业群体,也希望再给奥巴马4年时间,以争取重新获得工作的希望。
宗教是影响美国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研究发现,自美国建国以来,除了肯尼迪之外,绝大多数获胜总统来自于圣公会、长老会和公理会与浸礼会等新教三大教派,这些新教教会经常把一些小教派作为异端。在2012年的选举中,奥巴马原属于新教三一教会,后来因竞选退出该教会,但一直赢得强调一人一票制的新教公理会和浸礼会的支持。而罗姆尼属于摩门教,目前教徒人数大约 600万,只占美国人口的不到1/50,而且多数人将摩门教视作异端,存在警惕心理,尤其是得不到主流保守派的支持。
三是政治团结因素。在今年的竞选过程中,民主党保持了高度的团结,不仅早早就确定了奥巴马和拜登的一老一新竞选搭档,而且在选战最关键的时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频繁露面,为奥巴马助选。奥巴马已经在4年的时间内,赢得了老中青三代民主党人的支持。同时,奥巴马在芝加哥竞选总部团结了一大批选战高手,囊括了筹款、传播、政策、组织、联络、催票、影视、娱乐等众多领域中的人物,他们不仅有高超的专业技巧,而且有着2008年大选的丰富经验,是一支强大的选战团队。
相比之下,尽管罗姆尼竞选总部也网罗了一大批选战高手,但毕竟缺乏在全国范围内运筹大选的团队作战经验。更严重的是,共和党内对罗姆尼支持度有限,很多党内竞争对手抱着观望心态,期盼着罗姆尼败选,为自己2016年参选让路。在投票前的最后时刻,罗姆尼在俄亥俄、弗吉尼亚等几个摇摆州几乎是孤军作战,没有什么共和党的大佬为其站台。在桑迪飓风来临之际,新泽西州的克里斯 克里斯蒂州长竟然临阵变节,大赞奥巴马应对飓风有方。这些因素也耗散了罗姆尼的选举人气。
两个总统理论
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有一个所谓的“两个总统理论”(twopresidenciestheory),该理论由阿隆 威尔达夫斯基(AaronWil-davsky)首先提出。根据这一理论,总统的职责和权威被区分为两个独立领域:在国内事务上,总统往往受制于国会和国内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上,总统享有更大的宪政权力,外交政策向来是总统的领地。然而,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深入,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日益模糊,不仅传统上属于内政的事务开始成为外交问题,而且外交事务也成为美国国会和社会力量关注的焦点,“外交中隐含内政”成为当前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将对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在2012年大选中,中国议题成为美国大选的一个热点话题。不仅在总统大选辩论中首次将中国议题列为专门的讨论话题,而且不时有政治人物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威胁论”等问题。在辩论中,奥巴马第一次使用了“对手”(adversary)来界定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表达了对中国强硬的立场。从两党辩论情况来看,在两党中间已经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共识”。
第一,中国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美国两党均意识到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升,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无论是国内经济还是外交事务,美国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为此,美国必须与中国加强各方面的协调与合作,维护和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基本格局。
第二,中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党候选人都意识到中国迅速崛起的国际影响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走向缺乏信心,特别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令美国人心有余悸,草木皆兵。因此,两党候选人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多大争议,都认为应该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
第三,中美构建战略互信是不可能的。美方认为,由于中美在国家力量对比、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中美构建战略互信基本是不可能的,美方的预期是希望中美关系具有预见性,能够形成一个管理双边关系的游戏规则和规范。
第四,美国将延续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一方面,美国必须积极与中国开展对话,发展合作,在双边和地区、全球问题上加强沟通,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也要认真关注中国可能的政策变化,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施加约束,防止中国崛起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以上述“中国共识”为基本方针,对中国采取“对话+防范”的政策。其中,对话一面将更多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希望通过对话寻求更多合作机会,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防范一面将更多体现在地区秩序、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等领域,美国将加大在人权、环保、劳工标准、亚太地区主导权等领域对中国的压力,而且表现得更加具有进攻性,中国承受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也会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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