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不厌百回读，尤其是经典名著。首先要肯定《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这部书非常奇特，无论是题材，还是创作，都极不寻常。可以说，它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故事情节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取材于宋江起义。宋江历史上实有其人，有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都记录过宋江的事迹，不过那些记述是零星、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据考证，宋江起义大概发生在北宋宣和年间，时间持续了3年，人数不多，36人。不过，学术界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 36人恐怕只是头领的数目，下边还有一些人马，也有人认为刚起事的时候可能只有36人。宋江等人主要活动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最后打到海州（也就是现在江苏连云港），在那里失败，被朝廷招安，随后去征方腊。
　　当然，在肯定《水浒》文学上杰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蕴含有害的毒素。当代学者刘再复对此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是有才艺、有艺术魅力的大才子书，但是，这两部作品蕴含着毒气和血腥气，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书。
　　其实，鲁迅先生早在1935年就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这一论断非常富有洞察力，至今仍不过时。的确，当今中国社会依然弥漫三国气和水浒气。人们乐于品《三国》，指望借用三国人物的权谋，获取官场或职场上的成功。人们乐于看《水浒》，以水浒人物的生存方式活在当下，从假冒伪劣产品流行的背后，可以看到李鬼的影子；从横行城乡的流氓地痞身上，不难看出他们是牛二的传人；从许多暴力事件中，似乎能嗅出李逵的血腥；从百姓受侵害的一些事件中，容易使人联想到水浒时代的司法腐败。
　　鲁迅先生看到中国人喜欢《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因为有其国民性基础，也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之相通合拍。刘再复先生进而指出，随着这两部小说的广泛流行，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国人的水浒气和三国气，并不断渗入国民性格之中。的确，这是一种恶性互动：原有的国民性格演绎了《水浒》、《三国》的故事，《水浒》、《三国》的传播又使国民性进一步恶化。我个人认为，说这两部小说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也许有些夸张，但至少是中国人的黑洞，能使人性异化或丑化。
　　我们今天该怎样阅读《水浒》这部名著呢？我想，作为现代人，我们应当从现代视角看《水浒》，要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它，通过解读，实现解毒。也就是通过解读《水浒》，消解它留给我们的精神毒素，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加健全更加完善。假如我们不能意识到书中的病毒，而是默然欣赏和接受水浒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那么我们将陷入人性的黑洞，找不到前途和光明。
　　的确，《水浒传》蕴含太多的精神毒素，其价值取向与现代文明很不合拍，甚至格格不入。比如说，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可是大多数水浒人物身上都不具备人文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缺失，使他们成为他人的地狱。贪官污吏且不说，就说梁山泊好汉吧。除了朱仝为小衙内被杀感到伤痛与愧疚外，许多好汉对他人的生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武松在鸳鸯楼将张都监全家老小赶尽杀绝之后，居然没有丝毫自责，为杀人报复心安理得；李逵在江州劫法场“只顾砍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他只感觉爽快，像小孩打电子游戏一样快乐。至于法治精神，主要体现为尊崇法律和依法办事。在《水浒》里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不按程序和规则出牌，不借助正当的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凭借哥们义气和金银贿赂来“摆平”，这两招不管用了，就只好诉诸暴力，用拳头来说话。
　　走向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建成民主法治的国家，就不可能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得好：“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人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会电脑，会英语，会开车，会跳舞”，更不意味着过上享受物质文明的时尚生活，关键在于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即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今天我们解读《水浒》，就是要消解其精神毒素，促进水浒人的文化心理向现代人的文化心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