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份，武汉武昌粮道街城管中队创造的“静默队列式”执法方式首次上路，20余名城管队员靠“围观不语”，纠正辖区多家商户出店经营行为。它平均每次执法耗时不到1分钟，商户就自觉收起占道摊位。有经营户称这样的眼神执法“太吓人”，亦有商户称此种执法方式很有创意。
过去，人们对城管执法的印象似乎固化在“血泪四溅”、“冷酷无情”、“强悍”、“暴力”等词汇上。近几年来，城管部门为改善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着实下了很大功夫，执法新招频频推出，“微笑执法”、“辩论执法”、“围观执法”、“眼神执法”、“静默队列式执法”、“铁桶阵执法”、“举牌卖萌执法”……常常令人耳目一新。理性来看，这些另辟蹊径的手段，“攻心为上”，不用蛮力，较之于拳脚相加的暴力执法，无疑温柔多了；对摊贩而言，这种柔性执法，也更易于接受。正因为方式比较柔性化，堪称为改善城管形象吹来了一缕新风。
不过，也别对这些“创意城管”寄予过高的期望，如果不能长期坚持，充其量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一场“城管秀”。使用“非暴力”执法手段的城管队员固然保持了克制和谦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非暴力”的“创意城管”，是在同摊贩进行心理博弈，通过夸张的执法阵容，来刺激摊贩的心理承受力，让他们难以招架自行“败退”。这般心理博弈的结果是，城管和摊贩虽然远离了互伤的结局，但双方并非处在和解状态，矛盾依然在“无声”的对峙，依然处于“触发”状态，依然可见一种“不和谐”之空气弥漫。还有，在此地段被“盯”走的那些摊贩，他们会不会再到彼地段继续占道经营？管理一个摊位，就需要20余名城管队员，管理整个城市的摊贩，究竟需要多少城管？显然，解开城管执法纠葛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改进”。
在城市的执法队伍中，作为行政执法的城管虽然权力宽泛，无所不管，但执法对象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和执法。一方是为了生计，一方是为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形成对立，而一旦发生矛盾冲突，市民又往往不假思索地站在弱势一边，指责城管粗暴执法，而城管往往又把冲突的责任归咎于商贩素质低下，不服从管理。对于如何将城市管理与流动商贩生计有机和谐统一，尽管很多城市也在想方设法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但往往还只是局限于执法形式上的变动，既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也没有在观念上进行突破，效果并不明显，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矛盾的对立依然存在。
城管与小商贩何以两败俱伤？现行不合理的城管理念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冲突，对执法者和被执法者造成“制度性伤害”是症结所在。对小商贩来讲，摆摊常常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在目前下岗失业者增多、内需不振、民生维艰的社会情势下，小摊小贩在城市角落滋长，相当于在无形之中开辟了一个消费市场，这个市场看上去并不起眼，其实潜能巨大。对城管来讲，作为一个执法群体，绝不是天生的“野蛮人”，屡屡粗暴执法，与他们承担的“工作任务”有关。在城管和小商小贩无法合法共存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会加深，暴力只会更加频繁，甚至会引发城管与社会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如何有效应对小摊小贩这样一个客观存在，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城管智慧和人文情怀。
不久前，《人民日报》推出了城市管理的“济南模式”。与众多城市以“堵”为主的管理模式相比，济南城管从执法理念上着手，不但把“为人民管理城市”真正付诸实践，更可贵的是把“执法、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理顺，把服务作为解决城市各种“疑难杂症”的主线，化堵为疏，创造性地为瓜农编制“西瓜地图”、自行车地图、便民报摊地图、公厕地图、百个周末蔬菜临时直销点地图等，不仅让流动商贩有了“栖息”谋生之地，还方便了市民，城市市容也得到了保障。威严的执法减少了，城管与商贩的矛盾化解了，和谐城管的局面形成了，城管的价值更加突出了。
“济南模式”值得借鉴。种种迹象表明，城市管理似乎正处在“多事之季”，没有大的变革，很难改变城市管理面临的窘境。城管和小贩之间要真正和谐，需要政府和城管部门对城市管理理念进行准确定位，于城市有序和民生关照中找到平衡点：要牢固树立“民生优先”的理念，明确承认小摊小贩在城市里的生存权，将小商小贩当作“服务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把城管工作的着力点从管理转向服务，通过服务来解决城市管理问题，为小摊小贩谋生疏通渠道；要从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方方面面一起努力，理顺城市管理中方方面面的关系，在城市公共政策中尊重、宽容城市居民特别是小商小贩等群体的利益，在治理规则上合理赋权和放权，在此基础上对城管和商贩的行为进行制度约束，把城市管理导向一个更为有序的框架，进而减少城管与小摊小贩发生冲突的机会。
让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公正与平等、信任与合作、宽容与关爱，这是保障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当“尊重”、“宽容”逐步成为一座城市公共政策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并进而成为一种城市品质时，就有可能将城市管理的基本矛盾消弭于无形，也有可能将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猫鼠关系”转变为“鱼水关系”，更有可能让城市管理比现在更文明、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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