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6日，耗时将近一年半之久的美国总统大选最终进行了选民正式投票，驴象两党间白宫宝座的争夺也尘埃落定。当全世界的眼球都聚焦在谁将问鼎白宫之际，人们却忽略了一个藏在喧哗纷乱的“选美式”竞争背后的重要事实： 截至10月26日的官方统计显示，两党候选人所筹集的竞选经费就已超过20亿美元，其中奥巴马约有10.8亿入账，罗姆尼则高达11.3亿。这是美国历史上两党候选人总开销首次飙升至20亿美元以上、两党候选人募款分别都超过10亿的选举，进而刷新了金钱政治的历史记录。据美国CRP中心执行主任分析预测，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总花费将超过60亿美元！然而，如此“历史性突破”竟然是在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财政债台高筑等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窘迫背景下实现的！美国选举中金钱政治所引发的迷思，令我们不禁再度叩问西方民主制度日益暴露出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国家治理中所扮演的消极角色。

一、为什么金钱管用？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1966年，加州州议会领袖杰西·安若这么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却因犀利而精准的表达而广为流传，成为今天每每论及竞选财政都会引用的名言。事实上，回溯美国政治发展史，没有任何一场选举是不需要财力支持的。据史料记载，当1757年国父乔治·华盛顿竞选弗吉尼亚地区议员时，就曾购买了29加仑朗姆酒、50加仑朗姆饮料、34加仑葡萄酒、46加仑啤酒以及2加仑苹果酒充当竞选物资。这些实物虽总量有限，但当时华盛顿所在的选区也仅有391个选民，即每张选票成了1.5夸脱某种酒类的等价物。1896年和1900年两度辅佐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的竞选经理马克·汉纳更是不加掩饰地坦言：“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记不得了。”由此可见，美国式民主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谓的“金钱民主”。

客观讲，“金钱民主”回应着美国特有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下的特殊利益诉求，在最具权势的总统宝座争夺中更为凸显。早在美国立国之初特别是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层分化出“内生党”之后，代表新英格兰以及中部沿海地区商业利益的联邦党与代表南部地区种植业、农业利益的民主共和党便展开恶斗，争相将自身利益的代言人送上总统宝座。政党政治身上不同经济利益的烙印，经过了多次合纵连横之后，一直流淌到如今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血液当中。

经济精英对政治权力的觊觎，在19世纪中后期达到了一个顶点。此时的美国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中聚集，形成多个富可敌国的垄断财团。这些垄断精英不仅控制了国家财富，而且还通过向民主共和两党提供巨额资助、介入选举，晋升为主宰国家政治生活的“寡头”。在政党组织中，那些有垄断寡头撑腰的政治精英即所谓的“政党老板”，负责着分配金钱这一重要的竞选资源，控制着总统候选人等选任官员的提名，而当选后的官员大都会对政党老板及其代表的垄断资本唯命是从，在国家政策过程中投桃报李，从而构成了沆瀣一气的恶性循环。

面对当时比比皆是的“州政之耻”、“市政之羞”，从知识界发端的一场“进步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美国。这股“改良新风”也重塑了总统选举的风格，以普通选民直接参与的党内选举取代了政党对总统候选人的直接指定。制度安排上的调整，旨在削弱政党组织的权力，虽将选举从“政党导向”转换为“候选人导向”，但并未如期实现改革效果。一方面，“候选人导向”加剧了选举竞争的长度与强度，从党内竞争到两党对决，无形中推高了竞选成本，反而刺激了候选人对金钱的渴求；另一方面，新制度本身无力阻止垄断利益的渗入，甚至在没有“政党老板”隔膜的情况下，垄断资本与候选人之间的利益输送反而更为直接且便利了起来。

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技的发展使电视等现代传媒方式走入美国公众的日常生活。 “候选人主导”的选举很快成为新媒体应用的舞台。新媒体日渐主导选举营销的同时，其不菲的开销也增加了候选人的财政负担。1860年林肯竞选总统时，共和党大概只花了10万美元，到了一百年后的1960年也只能够支付一条30分钟的电视专题广告宣传片，更仅仅是今年大选中罗姆尼为赢得佛罗里达一个州初选造势时每日广告开销的十分之一。可见，如今的候选人如果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根本没有资格投身到任何一场选战当中，这无疑为特殊利益通过金钱笼络候选人营造了温床。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网络竞选因其相对低廉的成本被越来越多的候选人所采纳，但所谓的“e门槛”仍旧使网络竞选无法跨越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情况等门槛，尚无全面取代电视广告竞选的趋势。

由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天然链接以及选举制度与过程对巨额资金的旺盛需求，金钱俨然是美国政治舞台上多元利益之间的润滑剂与关系链，呈现出无法控制的恶性膨胀。根据学者和民间智库统计，2008年整个选举周期的总开销约为31.25亿美元，是1976年的17.6倍，其中以总统大选开销最为惊人：从1976年的6690万美元蹿升至2008年的17.59亿美元，增长了26.3倍。即便考虑这32年中美元2.78%的通货膨胀率，总统竞选经费也激增了约9.5倍。当通向白宫的跑道上被铺满了黄金之时，是“驴”还是“象”最终染指总统宝座已并不那么重要，最大的赢家都是某些特殊利益诉求的垄断经济精英而已。

二、金钱政治带来何种影响？

伟大诗人泰戈尔曾言：“当鸟儿的翅膀被系上黄金，鸟儿就飞不起来了！”这则警句虽是人生感悟，但用来比喻金钱政治也正恰如其分。“金钱选举”的常态化，无疑消磨了美国政治的理性，侵蚀着公众的长远利益。

第一，金钱政治对大选结果产生着关键性的扭曲影响。美国并非是一个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普通民众对政治及政治人物的了解极其有限。例如，根据CNN去年11月所作的民调显示，仍有14%的受访者从未听说过约翰·博纳，而此公已在国会众议院议长这一美国联邦政治第三号人物的宝座上坐了将近一年之久。又如，根据盖勒普今年2月中旬的民调结果，竟然分别有7%、8%以及14%的受访者从未听说过罗姆尼、金里奇以及桑托罗姆这三位政治人物，而其时这三人为2012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提名鏖战正酣。换言之，能让普通选民知晓某候选人、博取知名度，就是获得其投票支持甚至胜选的基本砝码。而这个被知晓的过程，恰恰是需要大量广告与造势才能实现的，金钱的投入不可或缺。从2008年大选的现实情况观察，奥巴马在此维度上获益最大。相比于初选对手希拉里和大选对手麦凯恩而言，仅仅当过4年国会参议员的奥巴马可谓政治经验乏善可陈，但其口才、肤色与个人魅力却紧紧地吸引着媒体的眼球，很快占据话题焦点。在认知度上表现出的潜质，令其“吸金能力”大增，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奥巴马阵营。

金钱在今年共和党初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魔力”。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因其摩门教的身份和相对温和弱化的政治立场而无法得到党内保守派信任，甚至数度被保守派推出的代言人反超，但因其在金融工商业界的深厚人脉而筹集到了巨额捐款。罗姆尼的竞选资金是位居第二的罗恩·保罗的两倍多，也是所有9位共和党主流候选人总筹款额的将近40%。正是由于雄厚财力的驱动，罗姆尼才能得以顶住保守派人物桑托罗姆的强力挑战，最终斩获提名。金钱帮助奥巴马和罗姆尼如愿以偿，但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前者是美国公众迟迟等不到所谓的“奥氏变革”，却还要白白为新手总统的学习与成长埋单；后者是共和党只能接受一位只会讨好选民而无坚定政治立场的骑墙候选人去挑战奥巴马。不得不承认，在这两个实例中，金钱政治暂时遮挡了选民的眼睛，令他们作出了扭曲的选择。

第二，金钱政治导致在内政外交决策中大量的利益交换。金钱对选举政治的牢牢控制，使得候选人的选区概念凸显异化。他们不仅要代表其所在选区选民的利益（如总统即全美），还要兼顾所谓的“金钱选区”，即那些垄断资本的利益。从美国政治经济的地缘分布上看，美国东海岸的新英格兰—纽约地区、西海岸的加州地区、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区以及南部的得州地区等皆为“金钱选区”的所在。在双重选区的约束下，当选总统不仅要依照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来制定内外政策，还要尽可能地符合寡头经济精英的特殊利益偏好。比如，近年来的三位共和党总统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均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巨额捐助。作为回报，里根任内推动取消石油、汽油等的价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则先后发动了两场伊拉克战争，最终将这个石油储量世界第五的国家控制在手，不但满足了美国石油产业惊人的海外利益，还兼顾起了大军火商的好恶。此外，小布什上任后旋即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煤电油气资源产业利益的回馈。民主党方面的情形如出一辙，克林顿和奥巴马均接受了更多IT信息科技产业的财政支持，前者上任后积极推动信息高速公路等计划，吹起了美国“新经济”号角，后者则极为重视网络传媒的发展普及，身体力行地将其运用于政治动员与竞选当中。

第三，金钱政治甚至还令买官鬻爵在当今美国变成现实。买卖官位的政治丑闻，只在传统封建社会才更为常见，如果在当今美国总统政治中仍习以为常，显然令人费解。但在金钱政治的庇护下，某些捐款人的确能够通过给总统候选人较多数额的钱财，拿到挤进“旋转门”的通行证。当选总统手中握有众多政治资源，除了政策倾向之外，把某些官位奉送给那些为自己的竞选大掏腰包的富翁也是划算的“买卖”，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美国200多位驻外大使了。根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的统计，几乎历任总统都存在着这种行为，甚至尼克松和克林顿任命大使中的30%都是政治捐款人。2009年5月，刚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意外提名54岁的约翰·鲁斯出任驻日大使，引发了华府轩然大波。这位身居加州的职业律师对日本事务一无所知、且丝毫没有国际经验可循，与美国往往派出包括前副总统、退休国会领袖在内的政坛贤达出使日本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鲁斯曾为奥巴马2008年的大选捐助了50万美元，且实际贡献可能还要高于这个官方上报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