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山区是徽商故里，也是徽文化发祥地，这为当地古村落的不凡气度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黄山市社科联主席汪炜介绍说，皖南古村落大多分布在黄山市境内，具有徽文化的共同背景，其选址、布局、建筑风格集中反映了当地的山地特征和地域美饰倾向，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西递、宏村作为皖南古村落代表，2000年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民居首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憾的是，黄山市有关方面一项调查显示，该市境内古村落超过千个、古民居1万多幢，但一些古村落日渐破败甚至消失，古民居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递减。（安徽日报2012年11月2日）

古村落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在农耕时期，中国有40万座村落，每一座都是一部装载厚重历史的典籍，可是没等到我们去仔细品读它、研究它、传承它，这些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村落，这些传统社会架构的基本单元，这些百姓生存状态、生存想象的基本范式，正在城镇化、商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渐趋湮灭。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早在2005年就曾指出，古村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其价值不比万里长城低，“万里长城是一条线，古村落遍布中国”。在他看来，这些古村落不仅有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精神价值。但近年来，古村落消失得太快了。冯骥才给出这样一个数字：在2000年时，中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这个数字令人咋舌。而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无人知晓。

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大批古村落濒临消亡。在国内，现在几乎每个月就有一座古村落消失。在山西，现存的古村落已由过去的500个锐减到100个。这些古村落之所以加速度消失，如此之快消逝湮灭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大量撤庄并村，二是城镇化失速。尤其是近些年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许多古老村落慢慢变得空巢化，只有少数老人和留守儿童在家看家护院，以后很有可能就成了无人村，其中所蕴涵的大量乡土文化信息、形态也将随之消失。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近日在官网上挂出了关于公开征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意见的公告，这是继1999年出台《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后，浙江首次结合本省实际，对“条例”进行的一次全面修订，修订章节涵盖了全省古村落保护规划、合理利用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作为古村落拥有量和经济发达程度均排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省，古村落的保护面临巨大的压力。尤其是随着乌镇、西塘、诸葛村等历史古村镇近年来成为国内知名旅游景区和旅游目的地，一些有识之士和学者专家开始担忧这些历史文化遗迹会被变相利用和遭到破坏。

“中国传统文明之根在于乡土，中国未来之变其关键在于乡土，只有深读‘三农’，才能读懂中国。”这是浙江电视台录制的《衢州记忆：乡土再发现》片头中的一句话。现在古村落的保护面临很多问题，每个古村落历史、环境、居民民族等各不相同，保存现状、所处位置不同，所以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故而对古村落的保护难以出台一个统一标准或规程，必须针对每一个古村落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再对症下药。

古村落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其首要价值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这既表明古村落保护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也道出古村落保护的要义所在。虽说大多数古村落不是名人故居，如果不能开发利用，那么保护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但“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不是单纯将原有的古村落围起来打造成景区，而是在保护原有资源的前提下，活化民俗，深入挖掘景区的旅游功能，将地方历史文化内涵发挥到最大。例如，冯骥才早在2003年亲自设计保护方案、抢救的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是中国第一个古村落保护的样板。在这个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后沟古村，观音堂、关帝庙、古戏台、张氏祠堂等古建庙宇依旧完好，三进、四合院落和酒坊、醋坊、豆腐坊、香油坊、米面坊等生产作坊，再现了村民们自给自足辛勤劳作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