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了27份中国城市分类优势排行榜，其中，“201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最受关注。

从央视“十一”黄金周期间对市民的频繁追问“你幸福吗？”，到各种有关幸福城市的排名，幸福成了当下一个热门话题。

“幸福”正成为很多地方的施政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相关数据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江阴市提出力求“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的幸福口号；北京市平谷区提出“幸福蓝图”，含12年免费义务教育在内的18个“免费”、“三公经费”公开等18个“百分之百”，另有18个“全覆盖”；湖北省在编制幸福指数统计指标体系时，则把影响幸福指数的要素归并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7个方面。

据了解，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评价“城市幸福感”的主要特征是：市民普遍感到城市宜居宜业、地域文化独特、空间舒适美丽、生活品质良好、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文明安全、社会福利及保障水准较高等，而“中国幸福感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包括满足感指数、生活品质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经济福利指数在内的5项一级指标和21项二级指标、47项三级指标构成。他们把城市幸福感归结为城市市民主体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以及外界人群的向往度、赞誉度。

在所有的调查中，城市环境、硬件设施、经济因素都被作为衡量居民幸福感的三个最主要因素。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介绍，根据他目前的研究，当人均GDP超过3.7万元，收入对幸福感的提高作用就逐渐减弱了。因此，幸福感与收入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一项针对北京、沈阳、西安、杭州、广州、昆明6个省会城市居民的研究显示，居民幸福感没有随地区富裕程度提高而提升，相反，一些收入较高城市的居民幸福水平却相对较低。

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终身教授彭凯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幸福感不是容易定义和衡量的。”他介绍，国民幸福感或幸福指数最初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提出，但它与老百姓直接心灵体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一些国家按照社会经济指标来看是很落后的，但老百姓特别快乐。

彭凯平认为，幸福感很难比较。他对同一个国家的区域幸福感横向排名也持否定态度：“不同城市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等没有可比性。”

目前，很多地方在进行自己的幸福测度工作，陆续发布幸福指数。江阴较早构建了“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核心指标数据包括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分别占60%和40%权重。广东也在2011年公布了《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构成，前者包括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数。主观测评包括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公平等。幸福指数甚至一度被认为将取代GDP，成为另一个考评指标。

不过，老百姓有时候不认“幸福指数”的账。对一些普通人来说，涨工资意味着幸福。然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又如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低收入群体被“平均数”甩在后面太远，自然难言幸福。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任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老太太倒在大街上无人敢上前搀扶、当冬天的寒夜里依然有人无家可归，老百姓的所谓幸福感被瞬间击碎，“幸福”不是硬指标，更关乎公平、道德以及社会之中人与人的温情。

任苇建议，一些部门应该对幸福指数的考评先有一个界定，必须搞清楚何为“幸福”，然后再来谈论幸福指标，再来进行评选。

彭凯平认为，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政府的考核指标应当谨慎。“不能简单地用几个数据来代表整体的主观幸福感。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政府不要把它功利化、世俗化，不要变成考核的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