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经过对所谓“旧政治观”本质特征的解析扬弃阶段，没有经过一个广大政治主体自主反思传统——适应现代政治生活的阶段，就谈不上为新政治观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近来，通过推动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来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出路和实现路径，已经成为理论界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但是，在如何“告别传统、告别革命、超越左右”的激烈争论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譬如政治观的含义，传统与现代政治观的内容、特征与关系，特别是政治观本身的演变与生成规律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梳理和明确的解读。在我看来，跳过对上述前提性问题的解答，直接切入对所谓“破旧立新”问题的探讨，并没有让所谓“新政治观”的轮廓更加清晰，却酝酿着引发一场新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危险。相反，当从理论原点出发达成共识的尝试取得进展之时，却可能意味着我们真正开始学会用一种现代的思维来思考政治观念领域的现代化问题。

西方政治观演变与政治观的现代化问题

政治观是政治主体对整个政治世界的集中表述，以对政治本质、内容及其规律的理解为核心。后者不仅是人们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理性逻辑起点，同时又为驱动思想和行为的心理与情感确定了基调。作为个体的政治观可能是变动不居的，但作为整体的政治观则是可以被概括和标注前缀的。

在西方语境中，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观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就其本性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的命题时，他所谓的政治，是一种囊括了当时政治生活主体全部社会活动的范畴，其所映射出的，是一种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加具体区分的“全方位、泛公共性的政治”，这种政治的本质目的与人之所以为人、人何以为人的价值标准之间表现为一种不需论证的天然统一关系。

西方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政治为这种近乎具有纯粹“公共性”的政治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罗马共和制的实践则推动了其进一步的体系化。但当赋予这种政治观以现实合理性的政治格局在不断的内外冲击下崩塌解体后，西方社会的政治观也随之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上层建筑安排的教权与王权、君主集权与贵族分权之争强化了对政治权力本位属性的认知，而伴随着中世纪经济格局变迁的私人领域的悄然扩张，则成为了孕育权利本位政治观的渊薮，这两者都使得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理想色彩逐渐淡出，从而也为近代以来西方政治观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奠定了基础。肇始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方式，明确地缩小了政治的涵盖领域和指涉范围，突出强调了政治对社会价值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特征。

近代以来，正是这种基于利益和权利博弈前提的政治观，最大限度地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在政治领域内，当人们意识到古典时代的政治模式已经无法再现于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中时，西方政治也就只能沿着上述政治观所设定的路径走出宗教蒙昧主义的阴影，进而衍生出当代西方价值观的主要构成要素——如民主观、自由观、权利观，并由此推演出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正是这种西方政治观赋予了现代社会所通行的政治观的基本内涵，但我认为，今天之所以还有讨论新政治观议题的必要，决不是因为它已经被化约成了一个做既定单项选择那样的简单问题。同样，承认现代政治观的许多内容出自当代西方主流政治观，也并不等于将两者等同起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当公民社会的自主成长开始不断为现代政治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时，上述那种将政治与公共社会生活刻意剥离开的政治观本身，也给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和新的挑战。比如，沿着权力和权利双重本位政治观的逻辑，民主的失败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最终都是无法解决的。更严重的是，这种过于窄化的政治观天然地孕育着极端功利化的因子，它可以导致用选举来化约民主，也可以用“市场法则”来置换经济规律。也正因为如此，战后西方理论界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发现”政治的公共性内涵，试图超越利益博弈假设的窠臼，从提供沟通与协商机制等层面来认识政治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内涵。

当然，时至今日，这场反思与重构的运动还远未达到引发西方政治观“第三次变革”的程度，但是它提醒我们，西方当代主流政治观脱胎于窄化、弱公共性的传统政治观的内在缺陷，仍然需要被深刻地反思与克服。它提醒我们的问题是，政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决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跨越过程，人们固然可以在过渡过程中不断积累现代性因素，却无法试图超越政治和社会经济史长时段的演变规律来塑造出一个现代政治观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