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双重属性与“革命思维”的必然逻辑

回到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发展脉络上，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用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来概括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过于早熟的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基本特征。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得十分微妙。一方面，伦理本位的政治观从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权力本位的政治观，起到为后者对应的权力差序格局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作用。另一方面，伦理本位的政治观提供了一种对权力的不稳定的、非制度化的制约机制，同时也在中国人政治观念土壤里埋下了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种子。后者的悄然生长，在中国近代以来传统政治崩坍的过程中，扮演了为致力于“整体解决方案”的理性建构主义提供着本土合法性荫庇的作用。由此，也因其与权力本位政治观难分彼此的羁绊，而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现象的出现，即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的起步，总是要从权力本位的传统政治观中寻求革命性解构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革命思维”下强调政治斗争性观念的出现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其合理性。

就本质而言，革命是一种通过暴力的方式改变政治格局和秩序，迫使现有的政治权力或权威主体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活动，这就决定了用于指导革命的政治观必然需要强调政治权威性分配和权力斗争活动的特性甚至将其推向极致，而革命的深层心理依据也必然引导着人们将对理性权威的崇拜推向极致。从现代化的趋势上看，这恐怕是扫除传统障碍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路径。但传统政治观并不是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终结而一步退场的，它还要沿着历史的惯性继续影响经历了革命洗礼的人们，而一旦中国过度发达的权力本位政治传统实现了与激进理想主义的合流，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原本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服务于政治观现代变革的革命时期的政治观念，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革命体制”内政治思想和行为主体，使自己成为了主人，披上了“新政治观”的外衣。但就长远而言，这种名不副实的“鼎新革故”既无法弥合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又会因为源自权力本位思维解构手段的过剩，而纠缠于忧虑新一轮革命周期的尴尬境地。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革命政治观”的大行其道，又是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在双重本位属性之外的又一特征密切相关的，即公民社会缺位和公共空间缺失所导致的对政治公共性认识的严重不足。换而言之，在中国政治观念的演变史上，依托权力的灌输、宣传、教化一直是塑造中国人政治观念的主要方式，而作为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自觉与反思则显得微乎其微。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观领域内告别传统的变革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归根到底也正是在回归政治公共性本质方面踟蹰不前的必然结果。这一根本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无论是有效制约权力机制的运转，还是其后蕴藏的弱化斗争、强调沟通、和谐、包容的政治观念成为主流目标的实现都将是遥遥无期的。

新政治观的形成：解构扬弃——自主适应——自然生长

纵观政治观演变的历史，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从来也不是那么截然鲜明的，没有经过对所谓“旧政治观”本质特征的解析扬弃阶段，没有经过一个广大政治主体自主反思传统——适应现代政治生活的阶段，就谈不上为新政治观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通过对东西方政治观演变脉络及各自困局的解析，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有着自身的逻辑规律。就此而言，尽管从传统到现代政治观过渡既没有，也不需要过多的教条范本和所谓的“普世”路径，但仍然是包含着一些可以视为共性的原则的：

首先，新政治观是以对传统的解构扬弃为前提的。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时下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政治观念对当代中国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即拥有话语权优势而又处于反思变革中的西方现代政治观，附着于包括“革命思维”和文化保守主义之上的中国传统政治观，以及主要在确立政治信仰、影响政治价值、维系政治制度方面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仅就前两者而言，事实上它们都包含着一定的传统成分，但又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现代政治的现实保持着时空和价值需求方面的契合。因此，对其在新政治观形成中的两方面作用，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比如，要最大限度地消解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政治的历史残留物，在新政治观中引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内容，是新型政治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我们又要善于发现和改进这些制度和观念本身与现代中国政治需求之间不尽相合之处，预防政治观念领域旧瓶新酒和庸俗实用主义问题的发生。同理，作为一个新思维本土化渐进生长和为大众习得的过程，政治观念的现代变迁又离不开中国传统政治价值、政治伦理和政治思维的襄助。总而言之，政治观的延续变革是一个破立结合的动态过程，它并不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之间维持一种暧昧的平衡，但却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一切资源，来铺设一条通向现代政治的现实与理念高度契合的渐进式的道路。

其次，新政治观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性的自主适应过程。我们之所以强调政治观革新的价值意义，首先是从政治观作为特定共同体成员认识政治的整体观念体系这一概念出发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把少数个体、群体，特别是政治或知识精英政治观念领域的突变作为新政治观形成的标志。正如我在解析中国传统政治局限性时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需要社会自主成长、自主选择、自主适应的时代，既然已经明确了要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多元整合机制作为现代政治的新基础，也就没有必要延续“替民思考”的思维惯性，重复传统政治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特定政治观念的模式。在不否认新政治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引导的前提下，我们更需要信任社会、信任广大民众对现代政治自主适应的意愿与能力，而最有利于现代政治稳定发展的建构共存的多元主义，也只有通过社会的自主选择与磨合才可能植根于共同体的政治文化当中。反之，如果不能或者不愿把政治观念领域变迁的主导权交还到社会手中，那么无论在左中右的政治观谱系中选出的是哪一种方案，都可能因为遭遇来自社会的抵触和拒斥而无法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根基，而所谓的“超越左右”、“告别革命”也都将不过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已。

再次，新政治观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归根究底，政治观的演变是经济社会领域变迁的必然结果，我之所以要强调新政治观是“自然生长”而不是“设计”出来的，不仅是源自对理性建构主义的质疑，更是基于这样一点基本认识，即政治观念领域的现代变迁绝不可能超前、甚至独立于现代政治制度、机制领域的实践之外。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以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教化、引导为核心的活动固然是政治观形成的条件之一，但与之相较，人们更多的还是在日常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实践中，点滴感受、积累、习得和反思着自身的政治观。因此，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成为一项依赖专业指导、专门施工的工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之所以饱尝政治现实与政治观念领域冲突断裂所带来的焦虑之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人为地割裂了现代政治与现代政治观之间的逻辑联系，希望通过移植或“设计”一种“现代政治观”来奠定现代政治的思想基石，这多多少少是颠倒了现代政治观形成的逻辑。或许，只有当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赋予政治观的变革以更多附加含义的时候，中国人的政治观念领域才真正实现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