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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寫文章?從老一輩革命家的寫作實踐中尋找答案

代曉靈

2022年02月18日08:45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文以載道”“文章千古事”……寫文章一直是傳達思想、表達感情的有效途徑,同時也是一項很重要的技能。如何寫文章?如何寫出引人入勝又極具說服力的文章?讓我們一起跟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六位老一輩革命家的創作歷程,從中尋找答案。

毛澤東的文章看起來帶勁,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個健康人”

毛澤東寫文章從來不是為寫而寫,一定是以問題為切入點,從問題意識開始下筆。以收入《毛澤東選集》開篇之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為例,開頭語即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他沿著這個問題對當時中國社會各個階級的思想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實際舉動進行生動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結尾處給出明確的結論:哪些階級是“我們的敵人”,哪些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哪部分人“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並特別強調,“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毛澤東的其他文章也大都是圍繞問題展開的。

毛澤東認為,文章應該“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列舉的“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就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並批評道,“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他斷定寫這樣文章的人,“隻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裡去。”毛澤東認為,那種沒有明確觀點、隻會簡單列舉材料的文章的寫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一篇文章在提出問題並亮明觀點后,“還要有比較恰當的表達方式告訴別人”。這是毛澤東寫文章特別看重的。他認為,寫文章和講話一樣,一定要看對象﹔如果不看對象,寫出來的都是“黨八股”式的文章,就會“害人不淺”。毛澤東比喻說,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更要看讀者、看聽眾,“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毛澤東說過:“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准確性、鮮明性、生動性。”從一定意義上講,“准確性”,針對的就是要能夠准確抓住所提出和想解決的問題,把反映中國實際和人民群眾願望的問題提煉出來﹔“鮮明性”,針對的就是要有鮮明的觀點,贊成什麼、反對什麼,在概念、判斷和推理上邏輯要清晰,態度要鮮明﹔“生動性”,針對的就是要有生動活潑的語言,要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能夠吸引人去看。毛澤東所寫的文章,大體都是建立在這“三性”基礎上的,使用的是“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語言和邏輯,所以他的文章看起來帶勁,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個健康人”﹔而毛澤東反對的“黨八股”類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詳細】

“短、實、新”,周恩來的文章和講話要言不煩、觀點鮮明、質朴有力

周恩來作報告、寫文章,從不拖泥帶水,能夠三言兩語說清楚的事絕不繞彎子。1945年8月,在日本剛宣布投降時,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緊急要求》,全文不足500字,但緊密聯系全國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蔣介石蓄意挑動內戰和加強獨裁統治的局勢,提出了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以避免內戰、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等14項要求,言簡意賅、重點突出。這些內容體現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對號召和鼓舞全國人民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起到很大的作用。

周恩來作報告、寫文章,總是著眼於實踐,從來不是為講而講、為寫而寫。比如,周恩來長期從事和領導統戰工作,對黨的統戰工作有過很多論述。1945年4月30日,他在黨的七大上作《論統一戰線》的長篇發言,從五個階段系統地闡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從敵人、隊伍、司令官3個方面深刻總結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這篇發言通過一個個具體事例,發揮了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文章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回答了人們關切的問題,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產生了重大影響。1962年4月18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亦是如此。他堅持問題導向,明確指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任務,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偉大成果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可以動員的因素,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擴大我們的民主生活”。要把政協包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所聯系的各方面的人們都動員起來,團結奮斗,爭取新的勝利。

周恩來的很多講話、文章,都在解決新問題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主張。人們經常提到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的3篇講話,就是因為講了新話、有所創新,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重要文獻。一是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的講話《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根據當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實際情況,論述了知識分子應如何從民族立場到人民立場,更進一步到工人階級立場,以及在學習和實踐中分清敵我友,努力進行自我改造,做到為人民服務,給知識分子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二是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強調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鮮明地指出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6年來發生了根本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三是1962年3月在廣州的講話《論知識分子問題》,針對1957年以后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出現“左”的傾向,對我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科學分析,對他們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指出知識分子屬於勞動階層。強調要改善黨同知識分子的關系,對知識分子要給以信任,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使知識分子積極發揮才能。【詳細】

思維縝密、精益求精,劉少奇撰寫的文章,很多都經過反復修改

劉少奇撰寫的文章,很多都經過反復修改,體現了他思維縝密、精益求精的特點。我們可以從他修訂《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窺見一斑。1939年,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單行本后一版再版,歷時幾十年經久不衰,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每次再版,劉少奇都要認真校閱、修改。1962年,《紅旗》雜志、《人民日報》重新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劉少奇又做了重要補充和修訂,在“理論學習和思想意識修養是統一的”等章節中加強了理論論述,補充了關於黨的戰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內容,強調了共產黨員在黨取得政權后更要加強思想意識修養等。

劉少奇修改黨的七大黨章時,對“任何”兩字的取舍,也反映著他對撰寫文章的態度。1945年七大黨章,強調了保証黨與廣大群眾聯系的群眾路線,強調了擴大黨內民主,也就是黨內的群眾路線,包括黨員有在一定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的權利。對於這條內容,劉少奇反復思考,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動搖了幾回”,“任何”兩字寫了又圈掉,圈了又寫上。他當時傾向於給黨員這個權利,認為這樣雖會出一些亂子,但沒這一條,亂子會更多。經過討論,大家同意新黨章寫上這一條,但將“在一定的會議上”改為“在黨的會議上”。

劉少奇撰寫文章的態度,也體現在他修改別人的文章上。195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胡喬木撰寫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文。劉少奇對這篇文章作過兩次集中修改,修改了480多處。《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收入其中一部分內容。劉少奇補充了一些重要觀點,如提出中國革命的兩個根本問題,增加了黨成立以后工人運動的情況。他特別重視史實的准確性,完善了一些史實,如關於遵義會議,修改后的表述是:“為了挽救在危險中的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黨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於毛澤東同志及其他同志堅決的斗爭,在貴州遵義舉行了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多數同志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及其他同志”“和擁護”等字,是劉少奇加寫的,他嚴謹認真的態度和對撰寫文章的要求躍然紙上。【詳細】

“不寫一字空”,朱德的文章為服務現實而展開

      朱德的文章,極具針對性。全面抗戰開始以后,他對抗戰會是一場怎樣的戰爭,中國共產黨在對日作戰中應該採取怎樣的戰略戰術等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1937年6月12日,為提高紅軍軍事學識,總結國內戰爭的寶貴經驗,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央組織設立軍事研究委員會,朱德任主任。朱德和紅軍其他領導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說,“當我們由內戰進入抗戰時,面對著的敵人是日本軍隊,我們便不固執內戰的經驗,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變和提高,充分研究敵情來下決心,來決定戰法。”1938年,朱德撰寫重要著作《論抗日游擊戰爭》,全面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意義和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等重要因素,反映了他在這段時間裡研究的成果。這部著作對全面抗戰初期敵后抗日游擊隊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朱德的文章,都來源於生活,不空談。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一文中,他引用蘇聯軍事學校的標語“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指出要從實踐和理論中來提高軍事技能,特別是紅軍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更要以身作則來提高軍事技能。因此,他“聯系實際戰斗的經驗,來抓住軍事理論的研究,提出以下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文章才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朱德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運用。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黨的七大上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在報告裡,他指出,“在這樣持久的作戰過程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各解放區人民和我們共產黨人所蒙受的苦難和犧牲,是說不盡的,寫不完的。我在這裡不准備多說,但我應該在這裡向大家報告一些概括的數字,說明在這種殘酷的戰斗和犧牲中,中國人民得到了些什麼。”他詳細列舉了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從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七年半時間裡的戰績,並且指出,“這些數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區戰場人民戰爭的偉大發展,與國民黨戰場的潰敗形成極其明顯的對照。”詳實的數字,勝過千言萬語,讓文章極具說服力。【詳細】

鄧小平的文章語言簡潔深刻,文風活潑生動,感情真摯自然,“如同中國畫中的大寫意手法”

      鄧小平的文風言簡意賅、簡約朴實。簡約朴實並不等於簡單化,而是在簡潔中體現出深刻的思想性。比如“發展才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穩定壓倒一切”等,都是用淺顯明了、簡練有力的語言表達了內涵豐富的理論觀點。這些論斷迅速流傳,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金句。

      比起長篇大論,思想深刻的簡約語言往往更能體現出擲地有聲的力量感。《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中關於主權問題的闡述就是鮮活的例子:“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十五年后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斬釘截鐵的語句宣示了中國人民的偉大氣魄、力量和決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鄧小平的文章之所以吸引人,還在於飽含著真摯的感情。這種感情首先是對人民的愛。鄧小平文章中提及次數最多的就是人民,直接抒情的對象也是人民:“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除了對人民的大愛,鄧小平的文章中不乏對個人感情的娓娓道來。有對毛澤東的敬仰:“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有對周恩來的懷念:“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詳細】

“不碰到問題出不了新觀點”,陳雲寫文章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性

       陳雲寫文章不是簡單就事論事,而是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性。他勤於學習,善於總結思考,找出事物的規律性,形成獨到的新思想、新觀點,因而他寫的文章也很有思想深度。1982年,陳雲談到他1949—1956年期間的文稿時說:“在那一階段裡,我可以放開手腳干,所以許多觀點講得更充分一點。因為碰到了問題,才出了新的觀點,不碰到問題出不了新觀點。”

     《陳雲文選》收入的第一篇文章《中國民族運動之過去與將來》發表於1926年7月,陳雲那時隻有21歲,是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店員。他利用商務印書館的獨特優勢,讀了很多書,思想認識上有了極大的提高,樹立起為無產階級事業奮斗終身的信念。他站在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高度指出,“有組織有力量的幾十萬工人,已經成為中國民族運動的先鋒”。

  1939年5月,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針對大批新黨員還沒有養成遵守紀律習慣的問題,寫了《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一文,以新黨員劉力功違反黨的紀律、拒不服從組織分配而被開除黨籍的具體事例,對黨員進行深刻的紀律教育。文中指出:“中國革命是長期艱苦的事業,共產黨及其黨員沒有意志行動的統一,沒有百折不回的堅持性和鐵的紀律,就不能勝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陳雲1979年3月寫的《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一文,指出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根據當時的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落后、比例失調情況相當嚴重的問題,他闡明搞現代化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的觀點。陳雲在文章中闡發的新思想新觀點,是他革命實踐的理論升華和經驗總結,是他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詳細】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

(責編:劉圓圓、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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