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進智慧治理 開創善治新時代【2】

三、打造智慧政府，推行智慧政務

社會治理需要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其中最為關鍵的，仍然是公共權力機關能否起到“治理之治理”的功能。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秩序中，黨政機關能否充分有效運用科技建設智慧政務，是智慧治理能否得以推行的關鍵，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

傳統的政府條塊分割嚴重，政務流程復雜冗長，公共管理服務數據流須按地理位置和職能分配分割在多個部門，從一個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增加了交接環節和復雜程度。智慧政府建設首先要深化“整體政府”“無縫隙政府”等理念，﹝2，3﹞打破政府部門的條塊式劃分模式，突破地域、層級和部門限制，為政府業務流程的重組和優化提供全新平台，使得更完備、更全面、無邊界的服務和管理成為可能。

建設智慧政府不是將政府管理事務原封不動地搬到互聯網上，也不是簡單地搭建網上管理和服務平台，而是通過再造流程全面重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內涵，包括智慧調研、智慧決策、智慧動員、智慧實施、智慧監督、智慧評估、智慧改良等等。智慧政務能夠有效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對公眾的需求進行全面准確感知，滿足公眾的多樣化需求，並做出有針對性的響應，實現與公眾的良性互動﹔﹝4﹞智慧政務還可通過大數據分析評價技術，對政策的執行對象、執行過程、執行效果和既定目標、社會預期、意見反饋等相關數據進行實時全面的動態分析，評估政策實施的總體效果，進而提出調整建議。﹝5﹞

智慧政府及智慧政務是新時代中國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基礎，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行政公開透明。政府信息公開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智慧政府在原有的信息公開形式和內容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政務信息公開透明的渠道和平台。公開的內容應包括政府組織程序和權力構架、政府決策過程、政府管理和服務行為等。智慧政務要求依法把各項公共政策、法規、規章、條例等涉及普通百姓的公共信息，通過多介質的、植入生活場景的大眾媒介予以公開，增加政府行政行為的透明度。在及時、充分、便利公開的同時，還必須處理好公開與保密、公開與公民個人隱私保護之間的關系。

二是精准匹配需求。智慧政府能夠通過基於科技支撐的感知系統和大數據分析系統，精准了解社會大眾的需求，科學決策各類公共事務的優先順序，並將政府可調動的資源與解決緊迫需求進行精准匹配。智慧政務的關鍵在於能否將政府的工作重點與公眾生活的痛點、難點、焦點緊密結合。政務管理服務跟進的需求，既有當前多數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公共問題，更包括依據廣泛的數據分析和趨勢預測判定的未來需求——借助智慧科技及大型運算，黨政機關可以准確預測時代需求並提前布局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

三是多元高效協同。智慧政府除了承擔經濟社會發展必需的管理和服務外，更重要的是搭建便於非政府部門進入的分級管理、分層服務的公共平台，提供多元主體高效參與的運行機制，以保障企業、社會組織和社區成員能夠高效協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公共服務的構建和運行。智慧政府通過基於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的公共平台，可以跟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建立相對平等的合作關系，既提高國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激發政治參與熱情、促進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又可以有效地監督、制約、規范政府行為，確保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四、建設智慧社會，助力智慧自治

黨的十九大強調，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就中國社會治理現狀而言，復雜多元的社會問題呈現和社會利益分化，客觀上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個行動者共同發揮作用，尤其在一些公眾需求度和共識度較高的領域，如社會公共安全、生態治理等領域，多元治理主體邏輯和行動糅合的成效已經初步顯現。同時，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社會結構的多樣化變遷、人民權利意識的日益增強以及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積蓄已久的市場和社會能量得以釋放，也為全民共建共享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動力與可能。

新時代的社會治理在強調發揮政府職能的同時，要突出“以黨委和政府為中心”向“以企業與公眾為中心”的轉變，開展面向企業和公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服務。政府簡政放權的過程，也是社會依托科技找回權力（利）的過程。權力（利）本身不能產生直接的效益，必須通過各種手段的加持才能作用於社會實踐，於此而言，通過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信息技術賦能社會，形成智慧自治是邏輯的必然。

通過技術手段對公民參與的鼓勵、協調以及構建，可以使政府在解決今天復雜的社會問題方面變得既公開又高效。比如，平台購物企業京東集團推出的“物愛相連”公益捐物平台，不僅可以改變從籌款到購物到送貨的傳統流程，做到一鍵實現愛心捐物，而且可以依據其精准、高效的物流體系，實現愛心物資的及時抵達。

對於企業主體而言，政府要通過智能手段實現內部橫向部門、縱向部門、不同的任務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等有機協同，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在政府與企業合作方面，在法治的框架內，在不侵犯第三方權益的條件下，應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數據資源，為政府科學決策，企業有序經營提供支持。對公眾社會生活具有重要影響、具有一定程度公共性的企業，應當把社會公眾的有效參與作為實現自身良性發展的重要工作。具有公共性的企業組織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在自身官方網站建設或服務應用設計時，應當考慮用戶的合法權益及公共事務的參與渠道。

對其他社會主體而言，在建設共建共享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過程中，需要關注的主要是兩大方面，一方面是自身權益的維護。智慧社會應該構建起聯結政府與公眾、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公眾等多維的溝通渠道，發揮三方各自的作用。對於相對處於弱勢地位的社會公眾，在其知情權滿足、監督權實現及其他合法權益保護方面，應該有更多的創新應用﹔另一方面是公共責任的承擔。當代社會復雜多變，也面臨包括生態環境保護、多元價值觀、傳統文化傳承等多方面的考驗，社會主體既應在法治的軌道上從事各類活動，也應該進一步強化自身在公共責任、社會道德方面的責任意識，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為和諧社會的構建貢獻力量。

五、推進智慧治理，開創善治時代

智慧治理新時代是走向善治的新時代。建設這樣的新時代，需要頂層設計、科學規劃、試點先行、循序漸進。當務之急，要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在重塑治理格局、構建參與平台、完善共治設施、建立通用標准、出台激勵政策、推進數據融合等方面付諸行動。

（一）重塑治理格局

傳統的管控式科層組織以“計劃、管理、控制”為核心，難以支持快速迭代的科技創新和智慧社會的需求。在新時代政府和社會關系構建過程中，應以人民為中心，以用戶創新、大眾創新、開放創新、共享創新為特征，創建政府為龍頭的共創、賦能、開放治理平台，並以此為基礎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多方協同的公共價值塑造，最終實現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務的精細化、智能化和社會化、專業化。黨政機關應當盡快順應智慧社會的要求，解決職能交叉、職責不清和資源力量分散問題，增強社會治理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從實現善治的高度引導社會成員，激發社會自治、自主、能動力量，打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新格局。倡導以尊重事實、推崇理性、強調精確、注重細節為特征的“數據文化”，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專業化。

（二）完善共治設施

智能化的基礎設施是實現智慧治理的必要條件。智能基礎設施主要分為兩大類別，即智能化物理基礎設施和社會網絡基礎設施。智能化物理基礎設施可以被看作治理創新的發展基礎，而社會網絡基礎設施則可被看作治理的有效工具。網絡基礎設施主要包括無線網、物聯網、寬帶、虛擬技術等，這些基礎設施的存在實現了人和物之間無處不在的連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並明確指示要構建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公共服務平台。完善生活設施要求提高政府信息化水平，完善信息共享機制，建立國家治理大數據中心﹔加強運行數據交換共享、處理分析和監測預警，增強宏觀調控和決策支持能力﹔推進人口、企業基礎信息共享，支撐戶籍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推進政務公開信息化，加強政務信息數據服務平台和便民服務平台建設，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網上政務服務等。

（三）推進數據融合

要按照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要求，推動體制機制創新，強化國家數據資源統籌管理，加強大數據與物聯網、智慧城市、雲計算等相關政策、專項規劃的協同。要加快法規制度建設，修訂政府信息資源管理辦法，建立政府部門數據資源統籌管理和共享復用制度。推動出台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基礎信息網絡和關鍵行業領域重要信息系統的安全保護，保障網絡數據安全。要加快數據資源權益相關立法，健全市場機制，鼓勵政府與企業、社會機構開展合作，通過政府採購、服務外包、社會眾包等多種方式，依托專業企業整合公共大數據應用，降低社會管理成本。要建立標准規范體系，加快建立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平台企業、社會組織等共同遵循的數據標准和交換標准體系，推進數據採集、數據開放、數據交易、安全保密等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實施。

﹝參考文獻﹞

﹝1﹞李雲新，韓伊靜.國外智慧治理研究述評﹝J﹞.電子政務，2017（7）：57-66.

﹝2﹞曾維和.后新公共管理時代的跨部門協同——評希克斯的整體政府理論﹝J﹞.社會科學，2012（5）：36-47.

﹝3﹞尚虎平，韓清穎.我國“無縫隙政府”建設的成就與未來——以無縫隙政府工具為標准的評估﹝J﹞.中國行政管理，2014（9）：75-80.

﹝4﹞張丙宣，周濤.智慧能否帶來治理——對新常態下智慧城市建設熱的冷思考﹝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21-31.

﹝5﹞楊冬梅.大數據時代政府智慧治理面臨的挑戰及對策研究﹝J﹞.理論探討，2015（2）：163-166.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社會治理》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