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觀的歷史嬗變

發展本身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對發展的認識也不斷深化，內涵會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將抽象的發展理論不斷應用於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觀。根據中國共產黨對發展內涵認識程度的不同，結合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觀大體經歷五個階段。

一、以工業化、四個現代化為目標的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1949-1987）

發展理論本質上是一種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認為，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石，沒有工業化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雖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但國外發展理論卻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一定影響。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觀佔據主導地位，人們將發展理解為走向工業社會的過程，強調經濟增長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主張工業化是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中心內容，經濟增長是一個國家發展的第一標志。這樣，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尺，發展規劃也成為一國實現工業化和實行追趕戰略的重要手段。早在建國前夕，中國共產黨就認識到，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國家的富強。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說：“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社會動蕩，為從事現代化經濟建設開創了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要真正走向現代化，必須實現工業化，使經濟建設有一個大的發展。建國后不久，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在3年時間內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並制定了完成這一任務的工作綱領、戰略方針和各項具體政策，率領全國人民開展了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經過三年的努力，受到長期戰爭破壞的工農業生產得到全面的恢復和發展。1952年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比1949年的466億元增長了73.8%，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了20%，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99.2%，農業總產值增長41.4%，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已達到或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工農業的裝備水平和科技水平也有明顯提高，為進一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1952年下半年，由於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基本完成，在借鑒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基礎上，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開始考慮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主張要爭取用十年的工夫建設工業，打下強國的基礎，並開始把實現現代化作為國家和政府的發展目標提上議事議程。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提出了國防現代化的要求。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個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思想。1964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他說：“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用“四個現代化”代替工業化，不僅內容更為豐富，而且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現代化的內涵理解更為深刻了。

1953年，中國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黨的正確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五”計劃提前完成，取得了重大成就。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指出：“按照通常的標准來衡量，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一項非常成功的經濟發展計劃。在資源有限和經驗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保持了開始於經濟恢復時間的經濟增長勢頭，並且完成了自1949年到1952年底就已謹慎著手進行的制度變革。”“從經濟增長的數字看，“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8.9%（按不變價格計算），工業產出和農業產出每年分別以3.8%和18.7%的速度遞增。”

國民經濟恢復的順利進行和“一五”計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喚起了人們加速工業化進程的熱情，也喚起了人們忽略國情，盡快擺脫國家落后面貌的急躁情緒。毛澤東一再批評右傾保守，指出現在提到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問題。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的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得擴大和加快。1957年，毛澤東在參加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上，提出了以15年或稍多一點的時間在鋼鐵和其他工業的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的發展戰略，以后又將這一時間逐漸縮短到兩三年。為實現這一目標，規模空前的“大躍進”在全國各地展開。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總路線的宣傳中，一再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雖然“大躍進”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其直接后果極大地破壞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大躍進”的產物，實質上是一場生產關系的“大躍進”，這是企圖通過人民公社，使中國早日過渡到共產主義。但是由於嚴重脫離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嚴重挫折。

1975年，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並再次展示了三屆人大提出的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按兩步設想的藍圖：第一步，用15年的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的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規劃，體現了中國人民的世代夢想，但是經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努力卻一再受挫，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一再延誤。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重心重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80年，鄧小平指出要把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規劃為上下兩個十年來完成，根據這一構想，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爭取用20年的時間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可喜成就，不僅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而且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1957年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完成150項，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1959年，我國現代工業的產值已達到工農業總產值的70%。“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除了規定工業化之外，還包括了農業、科學技術、國防建設三個領域的現代化。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鄧小平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符合國情的戰略目標。這個戰略目標對於全黨和全國人民有著巨大的感召力，對於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但這一發展理念在理論和實施過程中也有許多缺陷：一是現代化是一個包含經濟、政治、文化及整個社會全面變革的系統工程，四個現代化雖然比工業化包含的內容豐富些，但並不能涵蓋現代化的全部內容，實際上隻涉及到經濟和科技的現代化，離全方位社會現代化的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二是中央在公布這個戰略目標時缺乏嚴格、有效的實施步驟，所以“四個現代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停留在戰略口號的水准上，實際上沒有獲得強有力地、有效地貫徹和實施，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逐步得到改觀。三是為了實現工業化的目標，採取了超高速趕超戰略，特別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和環境的嚴重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