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重心

中華民族自建立國家之日始，經歷了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間經歷了無數次的王朝興廢與治亂更迭，但始終保持著統一多民族的國家形態，屹立於世界文明古國之林，這不是偶然的。在國家治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得到歷代智者輾轉相承，不斷充實提高，成為治理國家的瑰寶。其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就是一項具有傳世價值的最寶貴的經驗。

夏朝建立以后，禹為了鞏固第一個階級王朝，注意傾聽民眾的呼聲。他制造了五種樂器，凡是向禹講解為政之道者，擊鼓﹔要求行仁義之事者，擊鐘﹔請求解決某種事項者，振鐸﹔以憂患相告者，擊磬﹔以獄訟相告者，搖鞀。禹聽到樂器的聲音，便及時接待來訪者，史稱“五音聽治”。﹝1﹞由於來訪者多，禹有時甚至“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發”。由於禹重民親民，不僅穩定了統治，並且順利地推行了王位世襲制度。由啟繼承王位，但傳至第三代太康，不務德，傷害了百姓，失去了王位，直到第四代少康才重新穩定了夏朝統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結論就是由此而來的，並被冠以皇祖的訓誡。后世統治者多將其奉為治國的警世恆言。對於今天的國家建設同樣具有歷史的借鑒意義。

一、國之本在民，無民何以為國

民是構成國家的最基本的要素，無民何以為國？

民之所以成為國家的構成要素和最重要的實體，就在於民是社會物質生產的承擔者，社會由此得以延續和發展，國家由此得以存在，政治和思想上層建筑由此得以確立。“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2﹞沒有民的社會性生產，國家也就不復存在。

民又是國家賦稅的提供者，賦稅是國家存在與發展的要素之一，是國家活動的財政保証。馬克思說“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3﹞從夏朝立國起，賦稅便是民對國家的一項義務，《史記·夏本紀》記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民又是國家軍隊的主要來源，在中國古代，“祀”與“戎”是國家大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4﹞沒有軍隊，國家就失去了重要支柱，就無法保衛邊疆和實現國家對內與對外的職能。在中國古代，充當軍隊不僅是民的義務，也是民的權利。

民還是國家重大工程的興建者，無論是修筑水利工程還是修筑城池宮殿，民都是營建者。貞觀元年，唐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而眾所共有故也。”﹝5﹞凡有大興土木之事，民力既是工程營建的力量來源，也是衡量利弊的重要標准。

二、重民在得民心，得民心則國興

“民惟邦本”重民方略的實施，首在於得民心。無數的史實都証明了“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自夏末代國王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發出了“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憤怒吶喊。﹝6﹞終為商朝所滅。這可以說是民心向背決定國家興亡的第一個史例。

商是一個“邦畿千裡”的大國，但是卻為“小邦周”所滅，原因就在於，商末代國王紂“重刑辟”。實行法外極刑，喪失了民心，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間覆亡。勝利者在驚喜之余，深深感覺到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興亡。商王曾經自恃擁有“如火如荼”的龐大軍隊，以為周之寇傷不足道也。不料，正是這支軍隊倒戈相向，使紂王身死國滅。

繼起的周朝的執政者周公一再告誡他的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

從周公起，大肆倡導明德、敬德、尚德、成德，他宣揚商之亡在於失德，周之興在於周人有德，所謂天隻贊助有德之人。針對商朝重刑辟、失民心、亡國家的教訓，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治國方略，“慎罰”旨在保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則和司法原則，比如，區別用刑，罰當其罪﹔罪疑從罰、罰疑從赦﹔以中罰作為司法的准則，開展三刺、三宥、三赦的“聽於民”的司法創制，等等。

由於周初立法體現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因此法制興帶來了國興。周初的法制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所創造的法制文明。以德主宰法制建設，可以說是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其影響至為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稱雄，兼並戰爭連年不絕，為了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民的價值進一步受到重視。得民者興、失民者亡的政治現實豐富了“民為邦本”的思想內涵，如孟子提出了一個千古不朽的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荀子進一步總結道：“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7﹞

孟荀此論，既是夏商周興衰之由的歷史性總結，也是對於國家治理的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精彩闡發。后世論者，大都仿此，只是增加了時代的烙印而已。

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8﹞“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9﹞“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