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重心【2】

三、愛民富民，民安國強

民既為邦之本，因此如何使本固，繼而達到邦寧，是歷代統治者所關注的焦點之一。為達此目的，論者咸謂愛民則安，富民則強。文王問太公曰：“原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11﹞祖述文武周公的儒家學派莫不以愛人（民）作為立論與施政的基點。孔子說“仁者愛人（民）”，﹝12﹞荀子說“故人君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13﹞實行法治的法家也同樣主張愛民。商鞅說：“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14﹞愛民則民安，使民無怨，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

治理國家的實際經驗使愛民之說不斷豐富。三國時期吳國政治家賀邵說：“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15﹞明初，頗有作為的成祖說：“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聖王之於百姓也，恆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飢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則有以遂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薄其稅斂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勸民而民心歸。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16﹞他還說：“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人即所以得天。”明太祖從君民關系闡述愛民觀點：“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征斂銖求，惟曰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17﹞

但是愛民並不是空發議論，而在於利民、惠民、富民。荀子提出：“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18﹞民眾富裕，才有國家富足。漢劉安認為：“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19﹞元代陳天祥說：“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20﹞

明太祖說：“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21﹞又說：“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22﹞“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不僅嚴禁官兵擾民，多次下令減輕賦稅，還“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宇。”為衣食無著的貧民提供食物、衣服和房舍。此外，明太祖認為：“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提出施行仁政，重在使百姓得到實惠。“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23﹞

歷代開明之君不僅倡導愛民，而且還實行養民、利民、富民的政策措施，使民既富，進而帶來國強的后果。孔子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24﹞即強調隻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國家富強。

法家愛民之說最后也落實到富民上，認為富民是愛民之一端。管仲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25﹞他還說：“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26﹞

三國時期，吳國著名軍事家陸遜說：“國以民為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27﹞唐初，以“安人寧國”為治國方策的唐太宗說：“凡事皆需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28﹞他還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29﹞

宋朝管理地方頗有治績的劉應龍說：“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30﹞程頤說：“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31﹞

古人論証富民之道，是和以農立國的國情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荀子說：“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32﹞

為了養民、富民，歷代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民生立法：

其一，保護自然生態平衡。《逸周書·大聚解》記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出土的雲夢秦簡更以確切的資料証明了秦法對於自然生態的保護。《秦律·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33﹞其意就是：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伐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燒草為肥料。

《唐律疏議》中，此類立法所在多有：“諸部內，有旱、澇、霜、雹、虫、蝗為害之處，主司應言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律169條）。”諸部內田疇荒蕪者，以十分論，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戶主犯者，亦計所在荒、蕪，五分論，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律170條）。”“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時者，主司杖七十。毀害人家，漂失財物者，坐贓論，減五等……（律424條）”“諸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律430條）”“諸棄毀官私器物及毀伐樹木、庄稼者，准盜論（律442條）。”

以上立法著眼點和出發點是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立法者並沒有意識到保護自然生態平衡的意義和價值，但我們今天看來，中華民族的先人是何等的睿智和富於遠見。

其二，田土均之，民富國強。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魯宣公十五年“初種畝”，再到李悝“盡地力之教” 和商鞅“開阡陌封疆”令，都是先秦有關土地的立法。漢初為了抑制土地兼並，董仲舒首倡“限民名田，以澹不足”﹝34﹞的主張，漢統治者也屢頒“限田”和“抑兼並”的詔令。漢以后，土地立法進一步規范化，成為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核心內容。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朝以來至隋唐進一步制度化的、法律化的“均田法”。根據唐《均田令》，社會各色人等都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武德七年（624）頒布均田令如下：“諸丁男、中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各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沒官，更以給人。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35﹞

至開元二十五年（737），根據推行均田的經驗，進一步修訂頒行均田令：“諸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有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依鄉法易給）。”﹝36﹞永業田可以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口分田，本人死后還官。州縣內“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37﹞

此外，“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38﹞“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官二十畝，僧尼受具戒准此”﹔﹝39﹞“雜戶者，依令，老免進丁受田，依百姓例。官戶受田，減百姓口分之半”。﹝40﹞

收授田地有固定日期，“每年起十月一日裡正預校勘造簿，歷十一月，縣令總集應退、應受之人，對共給授，十二月內畢”。﹝41﹞

“良口”除依法分得永業、口分田外，還可以分得園宅地，“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42﹞

貴族高官可依勛爵和官品獲得永業田。“凡官人及勛爵，授永業田”，其具體數額是：“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一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武官最高勛級）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43﹞此外，還有臨時賞賜的賜田。

不僅如此，京都文武職事官還可以依品級分得京城百裡內不同數量的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九品二頃”。﹝44﹞在外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的職分田，“二品十二頃，三品十一頃，四品八頃……九品二頃五十畝”。﹝45﹞

至於充作各級官府辦公費用的公廊田，在京諸司由二十六頃至二頃，在外諸司由四十頃至一頃。﹝46﹞

均田法是一項偉大的創造，它的價值和積極作用就是：

第一，作為農業立國的國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根據《均田令》由國家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使廣大農民及其他諸色人等獲得了穩定的、相對持久的謀生手段，從根本上解決了民生問題。

第二，《均田令》所達到的積極效果是均富，農民不僅獲得口分田，而且還獲得了永業田，從而刺激了他們精心經營土地的積極性，使豐產獲得保障，在此基礎上達到富足。

第三，無論官民和各色人等，都依法獲得土地，官與民所獲土地總體上是公平、公正的。但是由於封建時代是以等級為特征的，所以官民分得土地的畝數是有等差的，奴婢還可以依良丁授田，使官僚貴族之家獲得了較多的土地。在貫徹《均田令》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強佔農民土地的現象，《唐令》明確規定：“諸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47﹞

均田法的實施確實達到了富民的效果，史書說：“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表山東至於滄海，皆不賚糧，取給於路。如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時有贈遺，……”﹝48﹞史書的記載難免有溢美之詞，但從中可以看到百姓的富足，社會的和諧與安定，以及“天下帖然”，“人人自安”的盛世。﹝49﹞

由於民富，唐朝的府庫充盈、邊疆鞏固、國力強盛，無論典章制度、文化藝術都達到了成熟形態，其影響遠播海外，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強盛國家。歷史雄辯地說明了隻有民富才能國強，隻有藏富於民才是國家固本之策。清初，唐甄特別論証了藏富於民的重要性，他說：“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50﹞

以上可見，田土均之的法令取得了民富國強的效果，貞觀之治、開元之治都源於均田法的實施。安史之亂以后，藩鎮割據、戰亂頻仍，均田制遭到嚴重破壞，民生凋敝，唐朝隨之走上了下坡路。這從另一面証明了愛民富民，民安國強。戰國時慎子說的好：“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51﹞

其三，輕徭薄賦，疏民困，利民生。捐稅是國家存在的一種形態，夏商周立國之后，天下既定，“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52﹞。庶民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承擔者，需要從土地收益中向官府繳納田賦，“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據《孟子·滕文公上》記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西周推行什一實物租賦制度，即“民耗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具體田賦標准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畝，復十取一。”

秦時，農民租種土地，須交“泰半之賦”﹝53﹞，而徭役竟然“三十倍於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54﹞終於招致農民大起義，二世而亡。這說明賦稅的輕重關系到國家的興亡。歷史的教訓使后來的統治者注重輕徭薄賦以疏民困，以利民生，維持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興盛。

漢高帝時實行“什五稅一”的“輕田租”政策﹔文帝時厲行節儉，“思安百姓”，改為三十稅一，強調“農，天下之本，民所恃以生”，曾因勸民眾重視農業多次下令減免“田租之半”﹝55﹞﹔景帝以后三十稅一遂成定制，並嚴懲官吏不使百姓專心務農的失職行為，“吏發民若取庸採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56﹞，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通行兩漢350余年。

唐朝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的稅法，凡授田者，每丁每年向國家納粟二石或稻三解，為“租”，亦即田賦。每年每丁勞役二十天，閏年加兩天，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為“庸”，亦即百姓對國家應負的勞役。每年納絹或績二丈，加綿三兩，不產絹之地交納布二丈五尺和麻三斤，為“調”，亦即國家對家庭手工業產品的征課，實為戶口稅。由此可見，每丁每年向國家繳納的賦稅是很低的，是和均田法相適應的，收到了疏民困、利民生的效果。隨著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法也難以實行，此后根據社會生產的實際狀況以及國家的需要，賦稅制度不斷進行改革，如唐后期的兩稅法，宋神宗時的青苗法、方田均稅法，明神宗時的“一條鞭法”。

白居易從種樹栽花中悟出治稅養民之道，他把養民和種樹聯系起來，認為養民之“根”，在於平均賦稅，《東坡種花》詩中寫道：“養樹既如此，養民亦何殊？將欲茂枝葉，必先救根株。雲何救根株？勸農均賦租。雲何茂枝葉？省事寬刑書。移此為郡政，庶幾氓俗蘇”﹝57﹞。這也是唐代以養民為本的賦稅制度之生動寫照。

明代張居正提出，民是國家的根基，民生的安危關系到國祚的短長，“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隻有安民生方能固本，安民生亦是“長治久安之術”﹝58﹞。為此，張居正多次上書奏請皇帝蠲除積年逋賦，安定民心。針對時弊，張居正更化國政，推行“一條鞭法”，將各種賦稅“悉並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59﹞使賦稅征收程序化繁為簡，而民眾的賦稅負擔改重趨輕，既實現了國用充足，也使民力大為寬解。

清康熙帝繼位后，為鞏固國家統治，自元年至四十四年（1662—1705）蠲免錢糧九千余萬兩。特別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宣布全國的賦稅額以康熙五十年為准，以后額外添丁，不再多征，即“盛世滋丁，永不加賦”。﹝60﹞這既表現了康熙朝經濟的發達與財富的大量積累，同時也是一項最切實的利民之舉，刺激了人口的增長和農業的豐穩。雍正朝，在“聖世滋丁，永不加賦”的基礎上，實行攤丁入地，廢除了行之已久的人丁稅，進一步增加了農民的實際收入，成為康雍乾盛世的標志之一。

以上可見，賦稅立法也是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內容，它是因時而變的，一般的規律是新王朝建立伊始，為了穩定統治基礎，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輕徭薄賦便是此項政策的核心內容。由此成為一個王朝復興的原因之一。即至王朝后期多因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加重了百姓的賦稅負擔，使民不堪命。明末之所以爆發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原因之一就在於在極為繁重的苛捐雜稅之外，更加三餉加派，使民不聊生，終於激起民變。歷史的經驗証明，輕徭薄賦可以疏解民困，有利民生，使社會安定，民富國強﹔反之，橫征暴斂，使民不堪，往往是一個王朝衰亡的重要誘因。

四、富則教之，明刑弼教

歷代政治家、思想家不僅從歷史的鏡鑒中總結了重民、富民對於國家強盛的重要性，更重視教民，特別是在民衣食足之后，強調富而教之。孔子在回答冉有“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提問時，明確回答說：“教之”﹔﹝61﹞在回答子張“何謂四惡”的問題時，將“不教而殺”視為暴虐行徑，列入惡政之首﹔﹝62﹞並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63﹞在孔子看來，民眾在解決衣食溫飽之后，迫切需要的是進行教化，使之明禮義、重廉恥、遠罪惡、知是非、近善良、敦鄉裡、識大體、愛國家，能夠自覺地進行內省，約束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義廉恥的聖訓和法律的規范，從而有利於奠定國家富強的社會基礎。反之，富而不教，以致為富不仁、巧取豪奪、訛詐取利，是足以敗壞風俗、紊亂秩序，雖富但無助於國家富強，反而成為社會的消極因素。管子所說：“倉廩食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64﹞但知禮節、知榮辱不是簡單由富裕生活中自然生成的，還需要“教”。富民、教民是“民惟邦本”這個鏈條上的兩個重要環節。

歷代對於富而教之的論述可謂多矣。《尚書·舜典》提出對民的“敬敷五教”之說，﹝65﹞據孔穎達疏：五教即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武成》在歌頌周武王的功績時，也有“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之語。﹝66﹞

荀子也說：“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67﹞賈誼提出，“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后”，“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68﹞

東漢王符提出：“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69﹞他還說：“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70﹞他總結說：“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71﹞

唐太宗李世民說：“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72﹞可知富貴之意，善於耕種以安其居則富，知曉禮儀以明教化則貴。“富則教之”，也是百姓獲取富貴之道。

晚清主張改良政體的思想家也以開民智為首要任務，以構建改良政治的群眾性基礎，康有為說：“民智愈開者，則其國勢愈強。”﹝73﹞嚴復說：“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強國，亂民無治國。”﹝74﹞梁啟超說：“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又說：“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75﹞

中國古代的法典蘊含著重德禮、慎刑罰﹔遵倫常、講忠孝﹔重誠信、遠詐偽﹔重和諧、求和睦的民族精神。由此，思想家提出“明刑”可以“弼教”，也就是通過彰顯法律規范的內容，使民了解它所蘊含的民族精神，表明法律非以刑人為目的，而以使民遠惡遷善為目的，達到以刑弼教、以刑輔教的目的。這就是為什麼周初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強調以禮樂主宰刑罰、使刑罰得中的重要原因。法家主張“在於使民知法，以法為教”“以吏為師”，﹝76﹞所以提出“法莫如顯”，其目的也既可以使民遠離犯罪又可以借法保護其自身的權益。商鞅說：“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77﹞韓非子說：“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78﹞正是由於法具有止惡勸善的功能，並非一味以刑人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風，違法者如履薄冰。

漢儒傳承了以禮樂主宰刑罰的傳統，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指導原則，賈誼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后。”﹝79﹞董仲舒還借助陰陽五行之說，大肆鼓吹“大德小刑”，以德化民、教民，使民不敢為非、不觸法禁。

至唐代，唐高祖李淵在制定《武德律》時指出了法律的作用就在於“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80﹞特別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議》開宗明義便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81﹞。闡明了教化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諦。著名的文學大家韓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82﹞宋理學家朱熹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發，他說：“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83﹞他還說：“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84﹞清人評價唐律“一准乎禮，以禮為出入，得古今之平”，﹝85﹞表達了后人對於傳統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理解。

明初，太祖朱元璋認為，要達到天下大治，應效仿聖王，以德化天下，推行德化的同時，“亦以五刑輔弼之”。﹝86﹞為矯元末法紀敗壞、人不畏法，肆意為惡的積弊，以嚴刑治國。他手訂的《大誥》收集了嚴刑懲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趨吉避凶”之道。自洪武三十年（1380）《大明律》成，他昭告天下：“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87﹞“明禮以導民”旨在使民遵守禮的規范，按禮行事，提高內省的自覺，融入“弘風闡化”綱常名教的主流。“定律以繩頑”旨在運用法律打擊奸頑，懲治犯罪，以維護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綱紀。明太祖還有意識地對某些案件屈法伸情，借以表達明刑弼教之意。例一，“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例二，“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並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88﹞例三，“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為孝子屈法。’”﹝89﹞

清代在承襲明代的立法思想的同時，對政刑與禮教的目的做了經典闡述，並指出立法的精義在於“明刑弼教”，《清史稿·刑法志》篇首開宗明義：“中國自書契以來，以禮教治天下。勞之來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維持禮教於勿替。故尚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義如此。”﹝90﹞

從明德慎罰到德主刑輔，德禮為本，刑罰為用，再到明禮導民，定律繩頑，是貫穿中國古代兩千余年的一個傳統。它產生於以人為本的基礎之上，是人本主義的具體體現。凡是認真貫徹實施者則國興，慢而廢棄者則國亡。這是一條歷史規律。“以德化民”的“化”與“明刑弼教”的“教”二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於“導民向善”，使民遠離犯罪。由此形成了德法互補、互用的法律結構和二元的社會控制手段，這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是少有的。

以德化民與以法治國是互相連接、互補互用的，是國家治理不可忽視的二柄。法與德的結合減少了法律的濫用，緩和了法條嚴酷的外貌，便於民眾接受。以德化民使民心向善，遏制了犯罪的動機，有利於避免法繁刑酷的虐政。德法互補互用，使道德法律化，遵守法律的義務和遵守道德規范的義務相一致，既止惡，而又勸善，使“明刑弼教”的“教”落到了實處。同時，德法互補又使法律道德化，使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權威性。自周初提出“明德慎罰”直到清亡，歷時兩千余年，一直在法制建設中實行“德主刑輔”的指導原則絕非偶然。今天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又提出以德治國，是有著充分的史鑒和現實施政經驗為根據的。

總括上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中國古代治理國家的重心所在，也是治國理政最重要的歷史經驗總結。為了鞏固國本，歷代實行了一系列的重民、愛民、富民、養民、便民等政策措施。盡管世易時移，但其中仍有超越時空的合理的因素。這是中華民族的古聖先賢歷經歲月，艱難締造的，是遺留給子孫的豐厚的遺產。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今天，非常需要優秀的中華傳統法文化的支持，尤需借鑒國家治理方面經過歷史錘煉的寶貴經驗，珍視中華民族古聖先賢給我們的賜予。 （張晉藩 教育部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顧問，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參考文獻﹞

﹝1﹞﹝19﹞淮南子·汜論訓.

﹝2﹞墨子·節用中.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2.

﹝4﹞左傳·成公十三年.

﹝5﹞貞觀政要·論儉約.

﹝6﹞尚書·湯誓.

﹝7﹞荀子·王霸.

﹝8﹞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

﹝9﹞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

﹝10﹞呂氏春秋·有始覽·務本.

﹝11﹞六韜.文韜.國務.

﹝12﹞﹝24﹞論語·顏淵.

﹝13﹞荀子·強國.

﹝14﹞商君書·更法.

﹝15﹞三國志·吳書·賀邵傳.

﹝16﹞明太宗實錄.卷九二.

﹝17﹞﹝23﹞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四.

﹝18﹞﹝32﹞荀子·富國.

﹝20﹞元史·陳天祥傳.

﹝21﹞明太祖寶訓.卷五.

﹝22﹞朱元璋系年要錄·洪武四年.

﹝25﹞管子·治國.

﹝26﹞管子·法法.

﹝27﹞三國志·吳書·陸遜傳.

﹝28﹞貞觀政要.卷八.務農.

﹝29﹞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30﹞宋史·劉應龍傳.

﹝31﹞二程文集.卷四.

﹝33﹞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Z﹞.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0.

﹝34﹞﹝54﹞漢書·食貨志.

﹝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日﹞仁井田陞. 唐令拾遺﹝M﹞.栗勁，霍存福，等，編譯.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540-584.

﹝48﹞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49﹞貞觀政要.卷六.奢縱.

﹝50﹞潛書·存言.

﹝51﹞慎子·逸文.

﹝52﹞漢書·刑法志.

﹝53﹞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55﹞漢書·文帝紀.

﹝56﹞漢書·景帝紀.

﹝57﹞全唐詩.卷四百三十四.

﹝58﹞張文忠公全集·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59﹞明史·食貨志.

﹝60﹞清世祖實錄.卷二百九十四.

﹝61﹞論語·子路.

﹝62﹞論語·堯曰.

﹝63﹞論語·為政.

﹝64﹞管子·牧民.

﹝65﹞﹝66﹞（清）阮文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130，185.

﹝67﹞荀子·富國.

﹝68﹞﹝79﹞漢書·賈誼傳.

﹝69﹞﹝71﹞潛夫論·德化.

﹝70﹞潛夫論·浮侈.

﹝72﹞貞觀政要·論務農.

﹝73﹞日本變政考.

﹝74﹞嚴復.嚴侯官文集·原強﹝M﹞.徐錫麟，校.作新譯書局，光緒二十九年版，51，52.

﹝75﹞梁啟超.新民說﹝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2.

﹝76﹞韓非子·五蠹.

﹝77﹞商君書·定分.

﹝78﹞韓非子·有度.

﹝80﹞舊唐書·刑法志.

﹝81﹞唐律疏議·名例律.

﹝82﹞潮州請置鄉校碟.

﹝83﹞論語集注.“為政”.

﹝84﹞朱子語類.卷二三.

﹝8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86﹞明太祖文集·心經序.

﹝87﹞明實錄.卷一百六.

﹝88﹞明史·刑法志（一）.

﹝89﹞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開國規模.

﹝90﹞清史稿·刑法志.

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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