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和國家競爭實力的基礎

如何推動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協調發展，是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后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也就是說，推動經濟和文化協同發展，發揮文化對經濟發展、制度選擇的影響是一項事關全局的重要任務。文化是重要的引領和激勵機制，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礎。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並不是一個國家走向強國的全部，現代文化價值體系和文化軟實力建設同樣是贏得現代化強國競爭的重要維度，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支撐。

一

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速和人均收入增長幅度遙遙領先，各項硬實力建設取得很大進步。

但在邁入中等收入門檻以后，中國同樣面臨著很大挑戰，以投資、出口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面臨著嚴峻形勢。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受到影響，主要表現為創新和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下降，在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經濟建設也面臨著分配不均、發展失衡等問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經濟高速增長而社會和文化發展相對滯后的問題。這種滯后問題導致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居民缺乏目標和自我的實現感，正確的價值觀缺失，一定程度上淪為單純為了生活甚至生存去工作的機器。而這些情況的發展可能會導致一些人制度自信的缺失，即對國家、民族以及社會的未來缺乏信心，從而漠視事關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各種重大問題，社會凝聚力和協作能力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還可能導致信仰、道德和價值觀被扭曲，甚至出現信仰缺失、不良價值觀盛行的情況。這將致使來自社會傳統、文化、道德層次的自我管理和激勵機制缺失，一定范圍內使社會喪失來自文化的深層次的穩定和優化功能。

那麼，為什麼中國在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之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卻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改革不到位導致的。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改革沒有到位以至於體制效率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下滑？一個重要根源就在於文化價值體系建設沒有到位，即對觀念、信仰、道德、價值觀等文化要素建設不到位，從而產生了一定范圍內對體制認同感的下降，也使改革缺乏可持續性動力。

在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需注意兩種觀點與主張：一是經濟決定論，認為增長就是一切，片面追求GDP增長和數量累積，認為經濟增長會自動帶來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並進而推動國家凝聚力的提升。二是制度決定論，認為現代社會關鍵是完善民主法制以及現代企業制度等，制度完善后人們的社會化激勵機制就會自動建立起來，經濟創新能力以及增長可持續性就可以長久保持下去。

這兩種觀點與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國情是相適應的，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它們一定程度上已開始影響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首先，長期來看，任何國家的經濟增長都不可能單兵突進，它需要與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協同發展﹔其次，經濟增長和制度完善並不會自動帶來社會的文明與進步。人們的很多行為和創造力，事實上更多是受思想和觀念支撐的，是受信仰、道德、價值觀等文化層面的因素所約束和影響的。因此，如果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文化建設，就會導致激勵機制不足和創新能力下降。同時，文化自信缺失也會導致制度自信缺乏根基，從而致使凝聚力下降、激勵機制缺位，發展力不從心。

因此，在肯定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成就的同時，還必須意識到中國發展也面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發展必須是雙向的，既要強調經濟增長和制度建設的帶動作用，也要強調觀念、信仰、道德、價值觀、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等對經濟創新、技術進步、人才培養、制度建設、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內在的穩定和激勵作用。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這一戰略定位凸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文化戰略以及對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通過現代文化價值體系建設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增強文化自信，充分發揮文化發展對經濟、制度和社會建設的推動作用。

文化建設是經濟增長、制度完善與社會進步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元素。文化建設包括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和自覺意識的提升、現代文化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與培育、發展以提升文化影響力和文化軟實力為目標的相關文化產業，等等。以文化自信為支撐建設現代文化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在此基礎上提升文化影響力和文化軟實力，是中國走向強國的根本戰略，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基石。

二

從文化和制度的相互關系來看，由於文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制度的選擇和認可，因此，文化自信實際上形成了制度自信的一個重要基礎和支撐。文化是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的重要原因，文化基因決定了制度的某些基本方面。文化影響制度的發展，如果將文化因素納入社會制度之中，則文化又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機制。制度往往是在特定的文化底蘊中形成的，但當人們把一種制度模式作為思考問題的約定俗成的出發點和社會活動的判斷標准的時候，制度反過來又成為一種文化理念。因此，文化和制度的發展與變遷是互動的、互為影響因子的。文化是影響制度的形成、價值取向和效率的重要因素，而制度反過來又影響著文化的性質和形態。

馬克思認為文化差異對各民族經濟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具有重要影響，並從不同民族從事生產活動的物質條件的差別來理解和說明這種差別。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制度是組織要素，它是文化觀念的凝結, 但不是文化觀念本身，而是文化觀念的客體化﹔它是客觀存在的事物, 但不是原本自然的客體, 而是文化觀念所規定的用以組織器物生產的客體。（參看魯鵬：《制度與發展關系論綱》，《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在馬克思看來，文化是影響制度的深層次因素，制度在發展過程中趨於發展為一種文化理念。他正確地指出了文化與制度的相互關系，為進一步研究文化對於制度的影響奠定了理論基礎。

文化與制度的相互關系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背景不同影響著人們對同一制度的不同的看法，進而影響著人們對於制度的選擇和變革的方式，這就帶來了制度演進的差異，並進一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形成發展的差別化形態。

因此，文化構成了一個社會基本的價值體系，從而對制度選擇、演進與效率產生重要影響，並進一步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制度的確立又強化了這種文化價值體系。文化與制度的這種相互關系，決定了文化是制度選擇的一個基本前提。因此，文化自信也就成為制度能否受到認可並使人們堅定制度自信的關鍵。從這個方面來看，採用一種統一標准去衡量和評價不同國家的特定制度毫無意義，因為不同國家的制度選擇來源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主要國家的分權制制度基礎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演進而來的，在本質上與羅馬共和國和希臘城邦制歷史上的“長老會”“元老會”“議會”等模式是一脈相承的。由於文化傳統不同，其他區域國家大多很難建立西方國家的分權制民主。非洲、拉美和中東等地區的分權制民主最終都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反而成了“民主化”的反面教材。

眾所周知，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有其必然性。由於中國在其歷史長河中大部分時期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沒有分權制的文化傳統，把西式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民主觀念強加於社會主義的中國事實上是背道而馳的。我們的確是要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建設一個現代文明社會，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採用西式民主。中國民主必然有其特色，而這種特色是由中國社會長期的文化底蘊和價值取向所孕育的。從這一維度看，盲從於西式民主背離了我國制度與文化的社會主義取向，也不符合馬克思關於制度與文化相互作用的發展機制。

中國人民選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基層民主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也是制度自信的基礎。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我國形成了社會主義文化價值體系，其集中表現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文化與制度的相互作用來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基礎，對於維護社會主義制度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失去以共產主義理想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其相關文化體系，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根基。因此，社會主義制度自信首先應該建立在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基礎之上。

由此可見，文化是制度選擇的重要基礎，這也是我們堅定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重要前提。每個民族都可以而且應該根據自身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傳統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制度體系。這種經過自覺的文化選擇的制度體系往往具有內在的穩定性與契合性，因而更容易堅定人們對於這一制度的自信。

三

文化不僅影響制度選擇和制度效率並進而通過制度對人們的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為產生間接的影響，而且文化還會以其對於作為主體的人的制約和激勵功能直接影響人們的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為。可以說，文化對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為的這兩個方面的影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來說是帶有根本性意義的。中國夢的現實基礎是持續提升經濟社會的綜合實力，而這種持續提升必須以現代文化價值體系建設作為有力支撐。

盡管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不少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最初並沒有充分認識到文化的這種作用，尤其是沒有充分認識到由文化背景產生的對經濟行為的約束和激勵效應。經濟發展理論最初只是強調要素積累和制度變革的作用，它往往假設文化是中性的，即文化的背景是與生俱來的，且不會發生改變，因而文化要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微乎其微。后來經濟社會發展實踐推翻了這個觀點，文化在制度變革與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

首先，觀念、信仰、道德、價值觀等文化價值體系要素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經濟行為，產生約束、控制、激勵等各種效果，進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首先是通過約束和激勵機制產生的。文化和制度一樣對人們的行為起到重要的約束和激勵作用，是社會規范的一個方面。美國學者羅伯特·莫非認為，文化顯示著“不同社會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包括行為模式，或稱行為准則，即規定了哪些行為是合適的、正常的、符合道德規范的。這種后天學到的行為模式是與社會中其他成員共同遵守的”。（[美] 羅伯特·莫非：《文化和社會人類學》，吳玫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8年版， 第21—23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制度本身就是在道德風俗等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形成的。

其次，從中國近現代和當代社會發展的實踐來看，文化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始終起著基礎性作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社會制度的選擇，使中國堅定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帶來的社會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使新中國在成立初期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仍在科技、軍事、經濟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改革開放以后，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同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含的勤儉節約理念使中國以最少的外債規模換來了世界最高的資本積累率，革命文化培育的集體觀念和勤勞傳統使中國更易於推動工業化進程而成為世界工廠。

再次，文化建設相對滯后和文化軟實力的不足，也是中國當前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受到影響的原因之一。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時期，出現了一切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現象。在一些政策層面開始表現為片面追求GDP，忽視了經濟發展、社會制度和文化建設作為一個共同發展的生態體系的重要性。這導致了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正確價值觀引領缺位的問題。文化自覺帶來的激勵效應被單純的制度效應所代替，社會創新活力下降，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影響。

我們一度誤以為經濟增長可以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物質激勵和制度建設可以解決所有管理問題。我們一度忽視了在物質激勵和制度建設之外，文化建設所帶來的巨大潛在價值。比如，新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不僅僅是靠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也不僅僅是靠對勞動者實施各種物質激勵，而是出於勞動人民自發或自覺地對建設國家的責任和熱情，是這種責任和熱情產生了巨大凝聚力。這充分體現了信仰、道德、價值觀等文化要素對於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意義。

經濟條件、制度約束、物質激勵不能代替責任、使命、追求等精神和文化要素的作用。目前我國經濟局部出的一些問題，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受到一定影響，這與文化建設滯后、缺乏文化自信導致的社會凝聚力下降、精神文化激勵機制欠缺有很大關系。要扭轉這種局面，再也不能完全依賴GDP積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擴大等經濟手段，也不能過於依賴企業制度、法制建設等制度層面的措施。當前，要格外重視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帶來的勞動激情、創新激勵和社會凝聚力。如果沒有人民文化層面的覺醒和參與，單純依賴經濟要素，必將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難以解決。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對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意義所在。可以說，在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意義由於中國共產黨理論上的自覺，必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有著更為鮮明的體現和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今，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之外，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強國競爭的重要方面，現代文化價值體系和文化軟實力與經濟和軍事實力等一起構成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強國在世界競爭格局中的領先地位不僅依賴其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強大的文化影響力。依靠強大的文化影響力和文化軟實力，美、英等國將西方價值觀、道德觀、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向全世界擴散，成為提升國家影響力的重要方面。

當代世界強國所呈現給我們的不僅是發達的物質文明，還包括其強勢的文化價值體系。從這個意義來說，具有民族精神獨立性的文化的豐富繁榮也是社會全面發展和國家綜合實力強大的一個重要標志。一個現代化強國首先應是一個擁有功能良好的現代文化價值體系的國家。在我國，文化自信的增強和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可以產生強大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以及社會凝聚力。隻有以現代文化價值體系作為基礎才可以增強文化影響力和國家影響力並充分發揮現代制度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文化價值體系建設還可以煥發人們巨大的創新激情，產生巨大的社會創造力，使國家創新水平和經濟競爭力得以大幅度提升。因此，以提升文化自信、文化影響力和軟實力為核心的現代文化價值體系建設，已經成為當前世界強國競爭的重要方面。

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不能單純依靠經濟增長等硬實力的提升，還必須著力建設現代文化價值體系，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凝聚力。要切實發揮文化對現代制度建設的推動作用，提升文化帶來的創新激勵對創新驅動的貢獻，擴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影響，最終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提供堅強的文化支撐。

（作者：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江蘇省政協原副主席）

推薦閱讀

人民要論：用新發展理念引領法治中國建設

《學習文選》：聚焦解決突出問題 落實全面從嚴治黨

劉余莉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

顏曉峰：增強黨內政治生活“四性” 彰顯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質特征

從嚴治黨，抓住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這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