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與“西方”二分法的歷史淵源

　　希波戰爭

　　【歷史透視】

　　新世紀以來，全球史成為世界史研究領域的學術熱潮。全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文明的交流與互動，就這個層面而言，“東方”與“西方”的交流與互動是文明互動研究的重要主題。而理清“東方”與“西方”二分法的歷史淵源，則是理解全球史的一個重要基礎，有利於我們更好地開展全球史研究。

　　一

　　許多現代語源學研究者將“東方”“西方”兩個詞的詞源上溯到腓尼基人傳說中的卡德摩斯（Kadmos）和歐羅巴（Europa），甚至更為久遠的閃米特語中的某些詞匯。但是詞源學的研究畢竟與歷史學的研究有所區別，很多詞源學的研究是需要靠建構聯系來解釋的，而歷史學的研究主要是從既定事實出發來闡述問題。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東方”與“西方”的概念，要比詞源學研究中的起源晚得多。“東方”（英語：Orient）一詞來源於拉丁語Oriens，字面意思是“升起”，指太陽升起的方向或地方﹔“西方”（英語：Occident）一詞來源於拉丁語Occidens，指太陽落下的方向或地方。在羅馬帝國晚期，一些歷史著作開始用這兩個詞來指稱羅馬帝國的東部和西部，不過東西羅馬帝國的分界線大致是以亞平寧半島最東端劃一條直線，所以現代西方人所認為的西方文明的源頭希臘在這個分界線中實際上處於東部。后來，天主教會進一步採用這兩個詞匯來區分西部的天主教和東部的東正教。但是這個方位要更往西，實際上是以羅馬城為中心劃分了一個坐標，羅馬城以西和以北的范圍（包括整個西歐地區）都被認為是西部教會的區域，羅馬城以南和以東的范圍（主要是指意大利南部、希臘、北非和中東地區）被認為是東部教會的范圍。到公元11∼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時，天主教會更是把“東方”的范圍進一步擴展到阿拉伯地區。經過近200年的十字軍戰爭，“東方”和“西方”二元對立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這兩個詞匯也進入了歐洲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到18世紀時，隨著西方人視野的擴展，印度和中國也被納入“東方”的范疇，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中的“東方”，往往指的是印度和中國。到20世紀，“東方”和“西方”所指的范圍就進一步擴大了。從文化的范疇來說，亞洲和北非屬於東方，歐洲和美洲屬於西方。當然，亞洲和歐洲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與東方和西方的概念是相對應的，而且亞洲和歐洲的概念主要是地理概念。

　　二

　　盡管“東方”和“西方”這兩個概念出現得較晚，但觀念與事實上的對立則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公元前8世紀以后，希臘境內各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有了很大發展。隨著統一民族的形成，希臘人開始將人劃分為“希臘人”（Hellens）和“蠻族”（Barbarians）。希臘人認為，說希臘語的人盡管居住在不同的城邦，但他們都服從法律的統治，有著共同的宗教意識，共同的風俗習慣，是用希臘傳統聯系起來的統一民族﹔那些不說希臘語的東方各民族，雖然都居住在一個帝國裡，但彼此之間缺少共同的文化紐帶，使用不同的語言，奉行不同的風俗習慣，只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君主才聯結在一起。因此，希臘人在他們所認為的“蠻族人”面前就自然有了某族群優越感。在面臨波斯入侵之時，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自然就與族群優越感結合起來了。正如一些學者所說：“波斯的入侵使得希臘人產生了一種聯想，開始把波斯人與希臘人傳說中的敵人聯系起來，把他們一概視為來自亞細亞、對希臘產生巨大威脅的宿敵，因而也是對立於希臘方式的典型蠻族。”希波戰爭后，希臘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蠻族人想象，關於希臘人和蠻族人兩分的觀念體系得以確立起來。希臘和波斯的對立與沖突從根本上改變了希臘文化的特性，希臘人從此意識到他們區別於東方的民族性。

　　這種觀念在古典時代后期希臘學者的思想中有著很明確的表述。公元前380年，希臘演說家伊索克拉底在奧林匹亞集會上發表《泛希臘集會辭》，主張希臘城邦結束紛爭，共同討伐波斯。伊索克拉底認為，蠻族中的西徐亞人、色雷斯人和波斯人是最有統治欲望的，他們都侵略過希臘。他說，“波斯人當中最有名望的人也從來不是為了追求平等，為了增進公益，或者為了對國家盡忠而生活﹔相反，他們一生都是對某一些人傲慢無禮，對另一些人奴顏婢膝，這種人最敗壞人類的品格。”

　　柏拉圖也呼吁希臘內部停止內訌，共同對付蠻族。他說，“大家應該看到希臘有被蠻族征服的危險，因此希臘人應該團結起來，互不傷害。隻有希臘人與蠻族之間的爭斗，才叫作‘戰爭’，因為蠻族是希臘天生的敵人。希臘人之間的爭斗隻能叫‘內訌’，不能叫‘戰爭’，當希臘人抗拒野蠻人，或者野蠻人侵略希臘人，他們是天然的敵人，他們之間的沖突必須叫作‘戰爭’。”

　　希臘人的種族優越感和對蠻族的蔑視，在亞裡士多德的著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宣稱，寒冷地區的人精神充足但無政治創見，亞洲人長於理解但精神卑弱，隻有希臘人既有熱忱又有理智。亞裡士多德認為，蠻族是天生的奴隸，對蠻族發動戰爭是正當的。他說：“世上有些人（蠻族人）到處都應該是奴隸，本性上就是奴隸，另一些人（希臘人）到處都應該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

　　隨著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等古典思想家的作品在近現代西方社會的普及，他們作品中的希臘人與蠻族人的對立和兩分被擴大化了，雖然這種兩分法本身可能還不構成后來天主教會所使用的“東方”和“西方”對立，但當現代西方學者在這種思維框架下來理解古希臘歷史的時候，這種對立就被看成了東西方對立的起點。

　　三

　　從希臘人的認知角度來說，盡管他們尚無“東方”的概念，但是文化認同范疇的“東方”在古典希臘時期已經出現了。牛津大學的學者奧斯溫·默裡如是說，希波戰爭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但也終結了一個舊時代。希臘文化已經從東西方富有成果的交流中被創造出來。東方對抗西方，專制對抗自由，希波戰爭中創造的這種二元對立，在整個世界歷史中回響。

　　這種二元對立，在很多近現代西方學者的論述中屢見不鮮，最為著名的就是黑格爾。他在《歷史哲學》中說：“世界歷史就是使未經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從普遍的原則，並且達到主觀的自由的訓練。東方從古到今知道隻有‘一個’是自由的﹔希臘和羅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體’是自由的。所以我們從歷史上看到的第一種形式是專制政體，第二種是民主政體和貴族政體，第三種是君主政體。”黑格爾從地理的角度來尋求或規定歷史的起點，世界歷史是世界精神從東方到西方的一次漫游，它起步於東方，向西經過小亞細亞到達希臘羅馬，最后到達充滿活力的日耳曼民族所在的西歐。在黑格爾眼中，“亞細亞帝國屈從於歐洲人便是其必然的命運”。緊跟黑格爾論調的是威廉·瓊斯、詹姆斯·穆勒、威廉·沃德、伯特蘭·羅素等人，他們筆下“極度貧窮、疾病流行、政治混亂腐敗”的東方世界，也都充塞著濃烈的想象色彩。

　　這種二元對立，實際上也反映了自古希臘人以來西方人對“自我”與“他者”的認識。“希臘”與“東方”的對立是希臘人關於“他者”的一種認識范疇，這一范疇中的“東方”可以泛指在文化方面與希臘人有一定聯系但是又相區別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由於各種客觀和主觀局限，古希臘人和近現代西方人對東方的認識都有非常多的偏頗之處。正如薩義德所指出的，這種認識，實際上是西方人通過對東方和東方人進行整體化、類型化、本質化和符碼化，形成關於“他者”的集體觀念、專業權威、話語體系和社會體制。

　　探討“東方”與“西方”話語體系的形成過程，以及這個過程中所反映的西方人對自我和他者的認識，對我們也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對“他者”的認識只是一個方法論的概念，對“自我”的認識才具有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本體論意義。對“他者”的認識，始終會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要真正清楚客觀地認識和了解“他者”，首先還需清楚客觀地認識“自我”。因為認識“他者”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我。認識西方，關懷中國，這也是我們研究西方的一大意義所在。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推薦閱讀

人民要論：用新發展理念引領法治中國建設

《學習文選》：聚焦解決突出問題 落實全面從嚴治黨

劉余莉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

顏曉峰：增強黨內政治生活“四性” 彰顯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質特征

從嚴治黨，抓住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這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