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2月20日09:28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編者按 ：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傳承弘揚和創新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引了方向。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為此，人民網理論頻道邀請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博士生導師劉余莉作客視頻訪談節目，圍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性、理論性、實踐性、創新性問題進行了解讀。以下為訪談實錄：
主持人：我們知道，劉教授近年來一直在大力提倡“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華文化”“從治國理政的高度重視道德教育”等等。您怎麼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
劉余莉：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歷久彌新。中華文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為中華民族的盛世締造和發展繁榮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我們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一下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這兩個字就是“道德”。我們經常說“你知道了嗎”，很多人說“我知道了”，其實我們並不知“道”。這個“道”是什麼呢？是恆常不變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中國古人都喜歡簡單，常用“天道”來體現這種恆常不變的、本來如此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比如《論語》記載，孔老夫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這個天說什麼話了嗎？天並沒有像我這樣用語言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但是，我們可以從四季的變化中，從萬物的生長中觀察到一種規律的存在。我們從四季的變化中，觀察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規律，從萬物的自然生長中也看到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規律，發現這個“道”其實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規律。什麼是“德”呢？中國人說“德者，得也”。《說文解字》把這個“德”解釋為獲得的“得”，兩者是相通的。究竟得到了什麼呢？其實就是得到了“道”。中國人所經常說的“得道之人”，他所表現出來的品質是“有德”。“有德”的人有什麼表現呢？外得於人，內得於己。從外在的方面看，他獲得了眾人的支持與幫助，從內在的方面看，他獲得的是一種心靈的安寧。《論語》上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是什麼人？君子就是求道之人，他還在學道的過程中，雖然沒有像聖人成為“得道之人”，但是他能體會到一種坦蕩的狀態了。
學習傳統文化對於我們個人而言，有助於安身立命，讓我們過一個坦蕩的人生，過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對於國家來說，它又是經世致用之學。也就是說我們把傳統文化運用於治國理政，就會社會和諧、天下太平。
現在我們看四大文明古國，隻有中華文明承傳至今，生生不息，那是和古聖先賢的智慧密切相關的。我們說到傳統文化，不能認為它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蒙蔽被統治階級的“精神鴉片”。當我們打開四書五經，真正深入經典的時候，可以發現，其實沒有幾句話是對被統治階級的要求，大多是對統治者的要求，告訴統治者要怎樣愛民如子、視民如傷。《大學》上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首先要求的是天子，是最高的領導者，如果領導者不做，隻要求人民群眾、老百姓去做，這才是愚民政策。而中國的經典恰恰告訴我們，領導者要身體力行。《說文解字》把“教”字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也”。這個“上”，在家就是家長，在學校就是老師，在國家就是領導者。我們看到，十八大以來，為什麼我們提倡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深入人心？就是因為我們的習總書記身體力行，推動弘揚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他本身也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家教中成長起來的。而且，他自己能夠率先力行傳統美德。所以，他再倡導，才產生這麼大的效果。
《禮記》上說，下級侍奉上級，並不是簡單服從他的命令，而是服從他的行為。上級領導喜歡某一個東西，下級、屬下一定有比他更加喜歡的。這樣，上級領導所喜好和厭惡的東西就不能夠不謹慎了，因為他是人民的表率。所以，我們今天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從哪裡做起呢？就是首先要深入經典，中國人講“文以載道”，這個“道”記載在哪裡呢？記載在經典之中。我們現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難題在哪裡？就是我們很多人已經不能很好地認識中國字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我們的古字，我們的漢字文言文，我們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對很多字已經不認識了。比如說我們打開《說文解字》，這個《說文解字》有540個部首，能夠把這540個部首的字、形、意都能夠了解的，正確讀出來的人，都不太多了，包括我們一些學習傳統文化的人在內。這是我們今天弘揚傳統文化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已經不能完全正確認識自己的中國字了。
四大文明古國為什麼隻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呢？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聖先賢發明了文言文這個標准化的書寫工具。我們現在說學“語文”，其實這個“語”和“文”是兩碼事。“語”就是我們的日常用語，而 “文”就是我們寫文章的文字。中國古人發現，如果我們怎麼說就怎麼寫，就是對 “語”和“文”不加區分的話，那會有什麼弊端呢？再過五十年、上百年，如果我們怎麼說就怎麼寫，后人看前人的東西，就完全看不懂了。我自己就有這樣的體會，我在國外去留學了四年半，當我回到中國的時候，發現有很多的外來詞、新的詞語，就不認識了。比如什麼叫“粉絲”，什麼叫頂，什麼叫PK……當時我回來的時候，面對這些詞就不知道什麼意思。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的日常用語過上四年、五年就有一個小的變化。如果我們怎麼說就怎麼寫，再過十年、八年，再過上百年、上千年，后人再看前人所寫的東西，就像讀天書一樣，完全不認識了。我們怎麼能夠把我們智慧、文化傳承下去呢？中國古聖先賢很聰明、智慧，他們發現了這一點。所以，就發明了文言文這個標准化的書寫工具。也就是說，我們的日常用語可以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豐富、不斷地擴展，但是，一旦你要寫文章，表達你的思想，傳達你的智慧的時候，都採取統一的文言文的方式。這有什麼好處呢？也就是說后代子孫一旦學習了文言文，掌握了這個標准化的書寫工具，他就可以“回到”幾千年前和孔老夫子、孟老夫子直接“對話”，他們的智慧、他們的文化就可以代代承傳。四大文明古國隻有中華文明承傳至今，那絕不是偶然的，說明什麼呢？說明有我們古聖先賢的智慧在其中。所以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古聖先賢要生起一種恭敬之心、感恩之心，如果沒有這種恭敬和感恩之心，是沒有辦法深入傳統文化的。有一句話說：“江河若斷流，吾輩何以對子孫。文化若斷流，吾輩何以見祖先。” 《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出台，我們感到非常欣慰，我們確實不能夠把傳統文化在我們這一代手上斷掉，否則我們無法面對我們的祖先，我們也愧對我們的子孫。
主持人：您剛剛也提到了中辦、國辦近日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其中提到了7項重點任務。在您看來，中央為什麼要鎖定這7項重點任務？在實踐當中，各地各部門又怎樣落實這些任務？
劉余莉：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部門、各方面齊心協力、齊抓共管。這7個方面可以說涵蓋了整個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各個部門都需要傳承弘揚傳統文化。比如說我們看“貫穿國民教育始終”這個重點任務。傳統文化為什麼遇上承傳難題呢？就是因為沒有人再願意學習了。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學習了呢？因為我們考試不考這些了，評職稱、高考，也都把英語看得很重。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去花很大的精力、很多的時間去學習英語了，而對自己的文言文反而忽視了。“貫穿國民教育始終”對於改變這種狀況，讓我們的學生從小開始深入學習傳統文化，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再比如，《意見》提出要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文藝創作”。這一點也抓住了文化的本質。因為文化的本質就是“以文化人”，這個“文”就是文字、文章、文藝、禮樂、曲調等等。包括古代的建筑物，也有文化的意義在其中。現在有人供財神，很多都供范蠡。為什麼供財神呢？其實並不是迷信，而是有著教育的含義。因為范蠡曾經隨越王勾踐打敗了吳國，收復了失地，但是在慶功的時候，發現越王可以共患難不可同富貴，所以，就悄悄地逃離了越國，來到了當時的齊國之地。他到了齊國之后就隱姓埋名開始做生意，因為他很會做生意，賺了很多的錢。他沒有拿著這些錢去驕奢淫逸，反而把這些錢都散了出去，幫助窮親戚、舊鄰居，乃至一切需要救濟的人。然后又從小本生意做起，結果又發了一筆財。在歷史上記載，他是“三散財、三聚財”。人們認為他很會賺錢，所以才把他供為財神。我們到財神面前如果給他供上一些錢，希望他保佑我們發財，這就把傳統文化變成了迷信了。這個“財神像”提醒我們怎樣才能賺錢呢？中國人講舍得舍得，要舍才能夠得。“千金散盡還復來”，拿著你的錢去幫助別人，這樣你才能夠再賺更多的錢。“財神像”這個雕塑起到的是教育的作用，但是我們現在對很多的教育含義不知道了，把它當成神明去頂禮膜拜。但是我們想想，世間正人君子都不會接受別人的賄賂，那麼神明又怎麼可能接受人的賄賂呢。如果你供養他，給他香蕉水果，他就保佑你，我沒有給他香蕉水果他就不保佑我，這就把這些神明看得連世間的正人君子都不如，這就是褻瀆，怎麼會得到保佑呢？我們學習傳統文化一定要抓住它的精神，抓住它的本質。其實這些雕塑、建筑，包括歌劇、小說、快板、相聲，這些都是文。它們起到什麼作用呢？以文化人，變化人的氣質，也就是說你聽了這首歌，看了這篇文章，讀了這一句詩，聽了這個戲劇，看了這個電影，最后把你的孝心提起來了，把感恩之心提起來了，讓你變得更加寬容了，這個才叫變化人的氣質。所以，文化的本質是以文化人，所以，我們要用優秀傳統文化滋養文藝創作，讓我們的文藝作品都能夠起到宣講中華傳統美德的作用。
比如我們看古代的婦女，多數也沒有學過四書五經，但是她做人懂得忠孝節義，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觀賞戲劇等民間藝術。現在我們所說的“俗文化”，這個“俗文化”不是內容低俗，而是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達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內容，這才起到了“以文化人”的作用。
主持人：我們創作文藝作品的時候要善於“潤物細無聲”，點點點滴滋養我們內心的傳統文化種子，讓它發芽、成長。您剛剛說到了，文化的作用是以文化人。我們再上升到國家的層面來看，習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這其實就說到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傳承發展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是分不開的。
劉余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興盛，總是以文化的興盛為前提。馬丁·路德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於它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於它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於它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於它的人民是不是具有開明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這才是利害攸關的力量所在。”英國思想家塞繆爾·斯邁爾斯也說：“哪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品格的支撐，就可以認為它是下一個要滅亡的民族。哪一個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誠、誠實、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此熱衷於對財富的追求、對感官快樂的追求和如此熱衷於宗派活動，以至於榮譽、秩序、忠誠、美德和服從都成了過去的東西，那麼，在這種墮落的社會風氣之中，就隻有等到那些誠實的人到處摸索，並讓每一個人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之后，這個民族僅存的希望還僅在於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復，使每一個個體的品格得到升華。隻有這樣，這個民族才能夠得到拯救。”
這些論述告訴我們，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如果一個國家隻有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豐盛，還有軍事的強盛，但是沒有文化的滋養，那就像一個人隻有錢，但是他沒有禮一樣，並不會得到世人的尊敬。我們看到在中國歷史上特別強盛的時期，比如說漢唐盛世，它不僅僅是經濟的強大，更重要的是文化特別有魅力，特別吸引人。當時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朝拜，看到中國的人與人之間相處彬彬有禮，人與人之間關系非常和諧，這個國家也是治理得井井有條。所以，他們才回去向自己的國君稟告，結果這些國君把中國的皇帝推為“天可汗”，就是天底下公認的領導者，這個“天可汗”的稱號，不是中國的皇帝憑著武力的強盛充當“國際警察”到處干涉別國內政所導致的，而是這些國家看到中國治理得如此之好，心甘情願、心悅誠服地要把他推舉為天下共同的領導人。
中國在歷史上講 “王道”，什麼叫“王道”呢？就是把自己的國家治好，給世界各國都做一個榜樣，讓大家來學習。而現在的西方，如美國等等，它推行的是霸道。什麼是霸道呢？就是憑著自己武力的強大，四處干涉別國內政，充當“世界警察”。這兩種文化導致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中國在歷史上，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他帶領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走過了很多的國家和地區，他帶給那裡人們的是茶葉、絲綢、瓷器、先進的造船術和造紙術，而沒有搶佔別的國家一尺、一寸土地，直到現在我們看到，像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仍然有鄭和廟，就是來尊敬紀念鄭和給他們這些地區人們所帶來的利益。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的一種體現。說明什麼呢？說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軍事的強盛，還包括文化的復興。
主持人：您剛剛也提到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是要有所借鑒的，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中吸取“營養成份”。比如，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出簡政放權、大道至簡。這個“大道至簡”，像您剛剛說到的什麼是道德、什麼是道義一樣，這就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非常好的運用，把它投射到我們的治國理政當中。
劉余莉：中國人在歷史上不強調復雜。道理雖然很深奧，但是，一定要用非常簡單易行的語言表達出來。把復雜問題簡化，目的是讓聽眾都能夠受益。而西方人做學問的方法是恰恰相反，他是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明明這個問題很簡單，但是他非要借用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術語，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炫耀自己的學問。好像我們不說一點別人聽不懂的東西，就不能夠顯示自己的高明。所以，從這個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就可以看出，中國古聖先賢的那種存心。老子說了一句話：“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意思是說上等的人聽到這個“道”，他很有悟性，他一聽就能夠領略，他就能夠身體力行，所以，他“勤而行之”。中等的人聽到這個“道”，他想相信，但又有點猶豫，是半信半疑。下等的人聽到這個“道”，他覺得這個和生活太遠了，談玄說妙，他就大笑之，哈哈地大笑。后面這句話說得更好，他說：“不笑不足以為道”，意思是，如果你講的這個“道”沒有人去笑話它，肯定也不足以稱為“道”。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古聖先賢所體會的“道”，其實是很深奧的，可能不是為平常人所容易知道和領略的。孔老夫子就採取了一個非常平實的方法，他給你講道，你聽不懂，他就給你講德。講德，還聽不懂，他就給你講仁，講仁你還聽不懂，他就跟你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直到你能夠聽懂，並且有利於你的生活為止。孔老夫子從來不談玄說妙，他都是針對聽眾的水平，給他們講不同層次的話。怎麼樣把這種深奧的道理深入淺出地給人揭示出來，這是我們古聖先賢最擅長的地方。
剛才談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滋養、營養？實際上，說到這個現代化，我們馬上想到的就是西方化，其實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因為西方治理理念有一些看似很先進、很合理，但是深究起來它是有問題的。比如西方突出民主，我們是既講民主也講法治，講依法治國。而依法治國本身又必須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個才是沒有弊端的。因為法律再怎麼完善，如果沒有正義美德的人去執行，這個法律也不能夠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古人說：“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隻有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制定出正義的法律制度，才能夠去使好的制度推行到位。所以，要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再比如，很多人說，中國雖然歷史漫長，但是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這是不是就比西方文化落后呢？其實當我們深入傳統文化的時候，我們才明白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因為它有更先進的理念，已經把人的權利維護得很好了，所以老百姓也沒有必要拿著“人權”去和統治者討價還價。比如說我們中國人講君仁臣忠，很多人一看到君臣就以為是封建專制的產物，實際上這個“君”就是指的領導者，這個“臣”就是指的被領導者。中國古人認為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不是矛盾的、沖突的、對立的關系。恰恰相反，他們是“一體”的關系。什麼是“一體”的關系呢？就是誰也離不開誰，是互相感恩、團結互助的關系。所以，領導者要仁慈，要關愛屬下，要起到君、親、師的作用，不僅要領導他、管理他，還要像父母慈愛兒女一樣去關心他、愛護他，還要起到師的作用，去教導他做人的道理。一個領導者起到君、親、師的作用，被領導者對他感恩戴德還來不及，他一定是鞠躬盡瘁地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所以怎麼還需要拿著“人權”去和領導者討價還價呢。所以，中國古代沒有人權的概念，不是說沒有保護人權，而是已經有更先進的理念把人權保護得很好了。
再比如，我們說民主的概念。我們看西方的選舉都是民主選舉，西方的民主特點就是選舉的民主。而我們中國結合傳統文化提出了人民當家做主、協商民主的概念。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看到民主選舉或者說選舉民主，它是有一定弊端的。有哪些弊端呢？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就更明顯了。第一個弊端就是以言取人，因為在民主選舉中我們都是聽候選人的演說來選舉他，但是，孔老夫子告訴我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不能以言取人，習總書記也提出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但是民主選舉就避免不了以言取人的傾向。
第二個弊端，會導致結黨營私。因為民主選舉是依靠多數人的意志來決定候選人是否當選。《論語》怎麼說呢？《論語》告訴我們，“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有很多人都喜歡他，說他好，你要認真地去考察，他們為什麼說他好，可能這些人都是他的黨羽，他提上去了之后，這些人都同樣地收到利益。“眾惡之，必察焉”，很多人都說他不好，甚至厭惡他，你也要去認真考察，他為什麼被人厭惡，可能這個人廉潔有守，這些人都是貪污腐敗，他不願意和別人同流合污。所以，你不能依靠眾人的意思，來決定這個人是否當選。
在《史記》當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說齊威王剛剛繼位的時候，九年之間，各個諸侯都來討伐他，齊威王就招來了即墨的大夫，就是即墨的地方官，對他說，自從你到了即墨之后，我每一天都能聽到誹謗你的言語，但是我派人到即墨一考察，發現這個田地都開墾得很好，社會治理得井井有條，說明你治理即墨是有功的，這是因為你不會討好我的左右，所以，才讓誹謗的言語傳到我的耳朵裡。於是，他就重賞了這個即墨的大夫。隨后又把阿城這個地方的大夫招來了，對他來說，自從你當了阿地的大夫之后，每一天我都能聽到贊嘆你的言語，但是我派人到阿地一看，這個田地荒蕪，政事都辦得不好，而且邊境有戰爭的時候，他一點都不知道，人民也是非常抱怨。為什麼我還聽到這麼多贊嘆你的聲音呢？就是因為你會討好諂媚、巴結我的左右，所以他們才說你的好話。所以他就把這個阿地的大夫殺掉了。而且同時，把那些曾經說阿地大夫好話的那些臣子全都殺掉了。這樣做之后，齊國上下都感覺到恐懼，人人都不敢文過飾非，做事都力求真實，盡自己的本份，最后齊國得到了大治。
《六韜》上說，如果我們簡單把社會大眾所贊嘆的人稱為是賢德的人，簡單把社會大眾所毀謗的人當作是不賢德的人，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那些喜歡結黨營私的人，就會被舉薦出來，沒有很多黨羽的人就會被罷黜。而那些結黨營私、邪曲不正的臣子，把真正賢德的人蒙蔽了，忠臣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判處死刑，而這些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虛有的聲譽取得了領導的位置，這個國家就免不了危亡了。我們看中國古人，他其實早都看到了民主選舉的弊端，所以，他不採取這種方式，是有深刻的道理的。對民主的認識和實踐，並不意味著我們比西方人不夠深刻，看得沒有他們遠。
當然，民主選舉還會遺漏最上等的人才。比如說我們看諸葛亮，劉備要三顧茅廬才能夠請出來，因為這樣的人才他不圖名、不圖利。君主如果不是真正地愛才，為百姓做事，他是不出來輔佐你的。但是民主選舉，往往把最高等的人才給遺漏了。
我們再看所謂民主國家的競選，提倡的就是一種競爭的風氣。在競選的過程中，候選人都是互相攻擊的，中國人講“家和萬事興”，國家的和睦也是需要團結一致的。但是，如果上行下效，最高領導者都是互相攻擊，揭發人的隱私，這個社會也就很難和諧了，從而引發對立。
我們中國古人看到了這種民主選舉的弊端，才沒有採取西方民主的形式。這些都需要我們去認真深入地思考，不能夠說西方的東西就是現代化的標准。實際上中華傳統文化深刻之處，也不是容易領略的。不能夠盲目地認為“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
主持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也是歷久彌新、常提常新的。習總書記強調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您覺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應該做到怎樣與時俱進、推陳出新？
劉余莉：這個問題也提得很好。就是我們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一定要搞清楚，我們繼承的是什麼，我們發展的是什麼，哪些地方可以創新？其實在《易經》這本書中，通過“易”字的三個含義我們就可以掌握變與不變的辯証法。
“易”字有三個含義，第一個含義就是“變易”的意思，告訴我們世間的現象，人、事、物都是變化莫測的，所以你要懂得與時俱進，你要知道要創新。
但是，“易”的第二個含義就是“不易”的意思，告訴我們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談創新呢？隻有掌握了那個“不易”的、不變的規律的人，他才有資格談創新。談創新並不是打著創新的旗幟去胡作非為，走了很多的彎路，交了很多的學費，又給自己找借口說，既然要創新，我們就要交一點學費，這都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而“易”的第三個含義，就是“簡易”的意思。剛才我們講了大道至簡，也就是我們創新的結果一定要簡單、易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給表達出來。比如說我們傳統的價值觀，我們給它概括為八個字，稱為八德，那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八德，每一個德目隻有一個字，是簡到了一個字，所以易記易行，容易在社會上普遍推行。再比如我們中國人講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幾乎小孩也都能夠記住。所以，它才容易在社會上推行。
我們從《易經》這個“一名三易”之中就知道了，“不易”的是那個“道”、那個規律，變易的是那個形式，是表現的方式。比如說《易經》上有一句話，“一陰一陽之謂道”。什麼意思呢？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這個規律是不變的。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一樣，自古至今都是不變的。我們要繼承的是這種規律，這種“道”。什麼是可變的呢？我們說“富不過三代”，在古代“富不過三代”，體現了“一陰一陽之為道”的規律，但是在現代社會，可能是“富不過當代”“富不過兩代”，這也仍然體現了“一陰一陽之為道”的規律。雖然它的表現形式不一樣了，但是它沒有超出“一陰一陽之為道”的規律。所以，這個規律是不變的，表現形式是可變的。我們要繼承的是這種規律性的東西。而我們要創新的是它的形式。
我們簡單作一個比喻，比如說這個月餅是我們傳統的食品，月餅這種傳統食品一直延續到今天，月餅是沒有變的，但是，月餅的餡可以隨著西方人的口味，新增添一些巧克力味的月餅，還有咖啡味的月餅，這個口味可以隨著時代的變化推陳出新，但是，月餅仍然是月餅，如果你把月餅變成了蛋糕，那就不成為傳統食品了。所以，我們從這裡就知道了，它的精神實質，它的規律是不變的，但是，它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是可以變化的。
《論語》上也記載：“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用麻做帽子，這是屬於禮，這是符合禮的規定的。現在改成了用絲帛制作帽子，這是為了節儉，因為節儉，我可以從眾，可以把麻制的禮帽，改成絲帛來制。還有一句話說：“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這是說，以前臣子去見君主的時候都是在堂下就禮拜了，結果現在到了堂上才禮拜，為什麼變成這樣了呢？這是一種驕慢的表現，雖然大眾都已經到堂上禮拜了，但是我不能夠依從眾人的意思，我依然是在堂下禮拜。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禮，它的內涵就是表示恭敬。如果我們把這個恭敬心沒有了，雖然眾人都這樣做，我也不是一味地去順從。所以我們該弘揚什麼，不該弘揚什麼，分辨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一定要能夠分得清楚。
我們說在弘揚傳統文化的過程中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這一句話從一般意義上說沒有錯誤。但是當在實踐中辨別誰有資格去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時候，就有問題了。比如說，我對這個經典沒有認識深刻，如果我認為它是糟粕，實際上是沒有看懂，把沒有看懂的東西當成是糟粕去批判，去刪改，這就錯了。其實在很多的時候，很多人對經典的批判，都是因為沒有讀懂，把精華的東西，當成了糟粕給拋棄了。所以，我們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不要輕言批判，一定要搞清楚我們真正地理解了古聖先賢的深意了嗎？
主持人：我們要去繼承經典的，要去不斷地創新發展，但是創新發展的過程一定是要保留其精華的本質。最后一個問題是，怎麼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去解決人類目前面臨的一些難題？
劉余莉：習總書記提出，“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這些有識之士，包括英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先生，他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了歷史，最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隻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他的一本書名字就是《未來屬於中國》，這裡說不是屬於中國的經濟、軍事，而是屬於中國的文化，是中國文化能夠統一的時代。在1988年，有一批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開會，面對世界的環境危機、恐怖主義、道德危機，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呼吁：“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這些人都是某一個領域中頂尖的科學家，或者是思想家、哲學家，他們提出這樣的論斷，都不是偶然的，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們對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為解決當代難題提供哪些啟示呢？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弟子規》上有一句話說，“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我們都要像中華傳統文化所提倡的那樣，要協和萬邦，要和而不同。這個和而不同是什麼意思呢？就像一個大花園，有五顏六色的花，他們共同配合在一起，我們覺得五彩繽紛，美不勝收，但是如果隻有一種花，一個色彩，我們就會覺得很單調，這個就叫“同”。而中國文化恰恰強調和而不同。所以，中國歷史上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能夠完美地組合成一個大家庭。大家在一起榮辱與共，就像兄弟姐妹一樣相處得和睦。怎麼把這麼復雜的民族關系、宗教關系處理得如此之好呢？這就是得益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中國文化確實能夠為解決人類面臨的難題提供啟示。在歷史上，有明証，在現實中也可以看到。
我們看習總書記在發表2015年元旦賀詞的時候，他的辦公室的書架顯著位置上就擺著一套大部頭的書，這部書就是《群書治要》。這部書是唐朝李世民的時候，他派魏征、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經、史、子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來，匯編成的。這部書奠定了唐朝“貞觀之治”的思想理論基礎，后來傳到了日本，日本的天皇把它奉為至寶，讓太子、大臣都學習，幫助日本創下了兩代盛世。這確實是一部治世寶典。習總書記的父親習仲勛同志在2001年的時候曾經為這套書題詞——“古鏡今鑒”，意思是說中國古代的治國理政的經驗，可以為我們今天的領導干部從政作參考。我相信，習總書記把這一套書擺在書架的顯要位置，說明他希望廣大領導干部也都能夠從經典之中汲取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和教訓。這也是我們對習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方針、戰略非常有信心的一個重要原因。
主持人：今天劉教授作客人民網，和我們分享了很多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些內涵，我今天也是以非常崇拜的心情一直在聆聽劉教授的話語，我覺得說得很好。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不能忘，尤其是在當今多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牢銘記在心裡面，讓它能夠一直傳承，燦爛地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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