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個重要問題【3】

　　必須落實好共享發展理念，維護好新常態下的社會公平

　　在世界經濟史上，與撒切爾同時期奉行西方供給學派理念、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還有美國前總統裡根以及本世紀初執掌美國的喬治·沃克·布什。保羅·克魯德曼在回顧過去三四十年美國社會公平度問題時談到，除了比爾·克林頓主政時期普通美國人大部分的實際利益有所增加以外，該國貧富差距一直都在擴大而非相反。克魯德曼就此指出，“它們據稱能為每個人帶來遠比現實更好的結果，但是，那樣的結果並沒有實現。准確地說，是富人從中受益匪淺：1980 年至2007 年間，最富有的那萬分之一的美國人的實際收入增長了7倍，而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僅增加了22%，增幅不及之前27 年的三分之一”[11]。可見，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中心資本主義國家表面繁榮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不平等問題，著實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偏見。

　　不久前，在主要由全球企業家參與的杭州B20峰會開幕式上，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在致辭中特別談到了社會公平問題。他十分憂心地指出：“據有關統計，現在世界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12]國民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小，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之高低、能力之強弱。近年來，隨著中央對於這一問題重視程度的提高以及多項改革措施的出台，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基尼系數自2009年起已出現下降趨勢，至2015年已降至0.462，雖然仍超出國際公認的0.4貧富差距警戒線，但已經優於高達0.7的世界基尼系數。

　　中國維護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的政策制定沒有跟隨新自由主義關於“政府退出”的指揮棒翩翩起舞——保羅·克魯德曼指出：“這種意識形態認為，政府的干預總是壞的，而讓私營部門自行其是總是好的。”[13]這一方面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也用實踐証明了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在維護社會公平方面的有效性。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發展理念中，“共享”成為了我國必須堅持的發展要求與必須實現的發展目標。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是經濟新常態最主要的特點，在這一背景下，能夠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維護好社會公平，使得廣大人民群眾在改革中擁有“獲得感”，必然能夠極大地推進我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一步實現現代化。

　　實現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維護社會公平同向互促，有兩個現實問題值得分析與探討。一是作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對企業減稅與降低企業職工社保費率，今年以來在全國范圍內鋪開。這項政策一定程度上與西方供給學派主張的拉弗曲線理念重合。從短期來看，減稅與削減社會福利支出政策對於增加企業的產出和收益從而遏制GDP增速下滑，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然而，這項短期經濟政策的作用既不宜過分夸大，也不宜將其作為長期政策工具來使用。

　　從歷史上來看，裡根以減稅作為政策工具而推出的“經濟復興計劃”並未達到預期效果，絕大多數目標並未實現，甚至遭到了同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嗤之以鼻﹔從理論上來看，在經濟處於下行期時宏觀政策首先保障企業家利益而不是勞動者利益，與社會主義制度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似乎不那麼合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14]所以說，我們推行的各項改革措施，都應當充分做好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切勿混淆短期與長期的關系，從而犯下因小而失大的錯誤。

　　第二個現實問題是，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提出，一些學者特別是民營企業家關於廢除現行《勞動合同法》的呼聲再度響起。對於於民營企業家而言，廢除這部法律是完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就曾援引了托·約·鄧寧那句著名的比喻：“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15]事實上，由於前文所述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壓倒性偏移，這部法律的執行情況並非如人所願。2011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在檢查這部法律實施情況時就指出了“部分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及非公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仍然偏低，部分已簽的勞動合同內容不規范、履行不到位，一些地方對企業用工和勞動合同簽訂情況底數不清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勞務派遣在部分單位被濫用，損害派遣工合法權益問題比較突出、集體合同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有待進一步提升”[16]等問題，也就更談不上出現以張五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那些聳人聽聞的說辭。

　　諸多私營企業主大肆主張廢除《勞動合同法》，從一個側面更加說明了公有制經濟在維護社會公平和勞動者權益方面的突出作用。習近平總書記今年五月在談及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那本著名的《21世紀資本論》時就指出：“該書用翔實的數據証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作者的分析主要是從分配領域進行的，沒有過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問題，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值得深思。”[17]這給予我們今天討論這一問題以新的思路，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應當“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問題”，理直氣壯地發展國有企業，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就業人員比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形成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以提出“中國夢”為起點的。提出中國夢最為重要的背景，是尋求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最大公約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新的經濟體制如若在其發展過程中充分實現了勞資兩利，構建了和諧的勞動關系從而促進社會更加公平正義，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順利實現必將更少阻礙、更多坦途。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楊 莘（見習）】

　　注釋：

　　[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第2版。

　　[2]張雷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式[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6年第3期。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頁。

　　[4]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頁。

　　[7]彼得·詹金斯：《撒切爾夫人的革命》[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頁。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頁。

　　[9]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年4月29日第2版。

　　[10]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年4月29日第2版。

　　[11]保羅·克魯格曼：《陰魂不散的裡根主義》[N].《華夏時報》，2009年8月29日第26版。

　　[12]習近平：《中國發展新起點 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N].《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第3版。

　　[13]保羅·克魯格曼：《陰魂不散的裡根主義》[N].《華夏時報》，2009年8月29日第26版。

　　[14]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第2版。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頁。

　　[16]參見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1-12/30/content_1686393.htm。

　　[1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