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的貨幣本位之爭【2】

難以追趕

吃了不少虧，大清國朝野上下很快看清了金本位優於銀本位，按理說應該馬上實施幣制改革，起碼不再吃制度的虧，但由於上面說的原因，直到清政府滅亡這個問題都沒能解決。

清朝滅亡前夕，也有人提出過改革，就貨幣本位提出過三種設想：一是駐俄國公使胡惟德、駐英公使汪大燮等人提出實行金本位制，二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提出繼續實行銀本位制，三是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建議實行金匯兌本位制。提這些主張並不是做理論爭鳴，而都有現實的利益訴求，比如銀本位雖然落后，但更適合地方督撫們抓財權，張之洞早就從西方引進了新式鑄幣機，用軋制法“批量”生產銀元，自然不願改變現狀。最后督撫們的意見佔了上風，1910年清政府進行了最后一次幣制改革，頒布了《幣制則例》，明確中國繼續實行銀本位制。

民國建立后，貨幣本位問題又被提出，南京臨時政府搞幣制改革，也有三個方案：一是孫中山提出的紙幣方案，二是歐美銀行團建議的金匯兌本位方案，三是梁啟超等人提出的銀本位方案，后因南京臨時政府倉促結束，這些方案僅處於討論階段。

到北洋政府時期，又一次搞幣制改革，多數人已認識到銀本位制存在的各種弊端，主張立即改革貨幣本位，北洋政府成立了幣制委員會，一年開了23次會，“所議問題分為兩篇，上篇為本位問題，下篇為金匯兌本位主要問題”，最后提出五種方案，除金銀雙本位、紙幣本位、金本位、金匯兌本位外，銀本位仍然作為選項之一，其中幣制委員會更傾向於金匯兌本位制。

金匯兌本位制又稱“虛金本位制”，與普通金本位制不同，它發行紙幣且不直接與黃金挂鉤，而與另一個實行金本位制國家的貨幣保持固定比價，一般在后者存放一筆外匯或黃金作為本幣的平准基金，該制度有個好處，當本國的國際收支發生嚴重逆差時，可以先動用外匯儲備，之后再使用黃金，增強本幣的抗風險能力。

幣制委員會認為“與其用銀本位或金本位，不如用金匯兌本位”，如果採取這種制度，中國的貨幣本位不僅實現了追趕而且可以超越。但實行這種制度又有很多困難，一方面中國當時的幣制仍很混亂，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當時實際上還處在銅本位階段，距銀本位都尚有距離，步子沒法跨這麼大，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梁士詒就持這種觀點﹔另一方面，實行金匯兌本位制的前提是准備一筆巨額的黃金或外匯儲備，當時北洋政府剛剛向外國銀行團借了一大筆“善后借款”，再舉債難度太大。

爭論到最后，銀本位制居然又成了唯一可能的選項，梁士詒等人認為銀本位“雖然惡本位，猶勝於無本位”。結果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時值20世紀初，發達國家都在開動印刷機印制與黃金或外匯挂鉤的紙幣，而中國的鑄幣廠裡卻在不分晝夜地鑄造著一塊塊“袁大頭”。

白銀風潮

銀本位幾乎成了一道邁不出去的坎，后來又讓中國吃了一次大虧。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爆發了世界經濟危機，各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放緩，物價高漲，在避險需求下黃金價格堅挺，但當時世界黃金的總產量卻在不斷下降，其中1915年至1922年下降了1/3，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由於黃金外流嚴重，率先放棄了金本位制，到1933 年3月，德國、英國、日本、瑞典等35個國家先后脫離了金本位。1933年4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法令，也放棄了金本位制。

放棄金本位后，各國多實行不兌現信用貨幣制度，相當於金匯兌本位制，這種制度要求有一定黃金儲備，美國為此宣布將黃金收歸國有，禁止出口和兌現。1934年美國又通過了《白銀法案》，規定在本國貨幣儲備中黃金佔3/4、白銀佔1/4，為此美國大致有13.5億盎司的白銀缺口需大量購入。在此背景下國際白銀價格暴漲，1933年底紐約銀價尚為每盎司0.3501美元，至1934 年底漲到0.5448美元，一年漲了55.6%，1935年5月甚至達到0.7442美元。

過去一般認為銀價下跌對中國不利，但現在發現銀價上漲其實對中國更不利。在銀本位下銀價較低時中國還可以趁機擴大出口，而白銀也會因此向中國流入，現在銀價暴漲對中國出口產生了嚴重抑制，在削弱出口能力的同時也削弱了進口能力。美國之所以挑起一場“白銀戰爭”，除照顧國內“白銀派議員”的利益外，還是一場貿易戰和經濟戰，是將本國經濟危機轉嫁給他國的措施。

更嚴重的是，中國在近代以前都不盛產白銀，一方面發現的銀礦資源十分有限，礦石品位差、含銀量低，另一方面銀礦冶煉復雜，提純難度大。銀價突然上漲打擊了中國經濟，白銀升值造成中國的貿易逆差進一步加大，繼而使國內通貨緊縮加劇，而白銀外流也日益嚴重，1934年中國白銀的流出量約值2.57億元，是1907年的5倍，這還不包括走私渠道。據日本方面的估計，1933年中國白銀走私出口量約為330萬盎司，1935年暴增至1.88億盎司，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如不迅速採取有效措施，則國內存銀將觸底，白銀“必有外流罄盡之虞”。

對經濟基礎脆弱的中國來說，白銀大量外流始終是一個嚴重問題，它曾導致了一場鴉片戰爭，而它所直接造成的后果是銀根吃緊、工廠倒閉、失業增長、通貨緊縮、政府財政收入下滑，這樣的情況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發生了，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1933年為100.59，1934年5月即急跌至89.47，通貨緊縮已經來臨，時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的陳光甫說：“美國實施白銀法以來，其影響於中國經濟者尤為惡劣，卒乃引起空前未有之恐慌。”

回顧上述歷史，不難發現貨幣本位制絕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概念，而與國民經濟、國家前途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也與每一位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從晚清到民國近一個世紀裡，中國一直實行著一種落后的貨幣制度，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損失難以估量。

造成這種結果盡管有技術層面的原因，但歸根結底還是由觀念落后所導致的體制、機制落后造成的。近代意義上的銀行在16世紀后期的意大利就出現了，當時張居正正在明朝搞改革。17世紀末英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股份銀行，19世紀中期歐洲又誕生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央銀行，隨后各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銀行。

反觀中國，在20世紀以前清政府還沒有開辦過一家銀行，更沒有中央銀行，國家的金融法規體系更是長期空白，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可以隨便進入中國，隨便在中國發行鈔票，而中國本土金融體系主要由錢庄、票號組成，使整個國家的金融命脈事實上長期掌握在他國手中。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晚清政權還是民國政府想大刀闊斧地來一場金融改革是很難做到的，面對一個個現實困境，當遇到類似於貨幣本位這樣的改革難題時，執政者隻好一再“退而求其次”，明知落后也隻能堅持，結果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被越拉越遠。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