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化自信的歷史經驗與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為什麼是最根本的自信？我們現在又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文化自信呢？

中國自古以文化立國

不自信，無以立國。對於中華民族來說，自信，首先來自於我們有一份獨特而豐厚的文化傳統。

中華文化的特色是尚文。有很長一段時間，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無比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是立國之本，古代聖賢重視的是文化的高明，是仁政，是弘揚人的善性從而靠攏與把握天道的天人合一。孔子在蔡地遇到危難，說是“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危難之際，他想著自己的使命是斯文濟世、天下歸仁。孔子說，“周兼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他稱頌周代繼承了夏商兩個時期的文明禮制，主張繼承周禮。他還稱贊管仲：“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他注重的是文化守護與傳承。

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都被中原文化所折服，他們接受了也豐富發展了中華文化，日益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的參與，擴大了中國的疆域也擴大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同時，中華文化也從未停止接受域外文化影響，引進消化吸收融和，增強了中華文化的活力，擴充了中華文化的空間。

中華文化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它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於我們接受信服共產主義學說。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會使人想到理想社會的圖景。中華傳統文化包括老子與孔子都提倡的“無為而治”，與馬恩國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遙相呼應。20世紀的中國接受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絕非偶然。

中華文化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孝悌忠信、以文化人、中庸和諧的思想，它的慎終追遠、吾道一以貫之、天下定於一的認定，它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老子）的說法，它的克勤克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人生態度，它的以清廉忠誠為榮、以貪腐奸佞為恥的價值堅守，它的對於君子、士、大丈夫等社會精英的期待與要求——“恭寬信敏惠”“和而不同”“反求諸己”“坦蕩蕩”“有終生之憂、無一時之患”等，至今活在十三億人民包括海外華僑的心中，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億萬人民的共識，是不可忽視的軟實力。

但同時，長期缺少挑戰與突破，對於“天下”即世界情況的知之不多，加之陳陳相因的學風，也使中華文化遠在明代，在14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與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之后，漸漸顯出滯后與不足。而在鴉片戰爭后，面對列強先進的科學技術與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入侵，我們更陷入了文化焦慮與文化危機。卓越的晚清文化大家王國維在北伐軍進入北京前夕自殺，稱自己“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陳寅恪說，王國維的自殺是“不得不死”，因為他感覺到中國文化面臨著滅頂之災。而《天演論》譯者嚴復，這位企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喚醒國人的啟蒙者，最后卻落得在大量吸食鴉片中斃命的命運，令人長嘆。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今天提出的文化自信是一個歷史的命題，也是一個時代性極強的命題。它的提出，回顧了數千年的世界史與中華史，總結了近現代中華文化經受的鍛煉與考驗，又針對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命運的大變化。完全可以說，我們“現在更有理由文化自信。”

五四運動激活了中華傳統文化

有一種糊涂觀點，既然傳統文化這麼好，那麼，正是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革命與改革開放、引進各種外來觀念，才把規規矩矩的傳統文化搞亂了。有人甚至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相提並論。

問題很簡單，請這些人讀一下《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就會知道，絕對不是革命攪亂了傳統文化，而是文化危機、人心危機、社會危機、民族危機、生存危機一道，激起了無法抵擋的新文化運動、人民革命，並發展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近現代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曲折道路、動蕩不安，不是無事生非，不是自毀瑰寶，而是絕地求生、悲壯救亡，是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而從頭收拾舊山河舊文化的趨勢使然。

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通過“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與科學）與愛國主義的提倡，通過馬克思主義振聾發聵的傳播，使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受到針砭時弊，使中華傳統文化得以痛切反思自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中華傳統文化革命化、大眾化，從而開始實現創造性的轉變、創造性的發展，獲得了新的活力。同時，革命的艱苦實踐，也繼承與發展了傳統文化中已有的英勇獻身、艱苦奮斗、百折不撓、聯系群眾、五湖四海、敢於勝利、善於斗爭的精神。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五四運動的沖擊，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引進與中國共產黨人的發揚，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如果我們生活在甲午戰爭或者八國聯軍入侵的年代，我們還能有什麼對於傳統文化的信心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華民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豪情。毛主席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也將出現文化建設的高潮。新中國掃盲、普及教育、普及衛生知識、發展教科文衛體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時，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我們也走了不少彎路。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發展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談何容易？

改革開放近40年后的今天，中國又一次站到了歷史的重要節點，再一次使我們思考中國文化之歷史命運。我們溫飽了，進步了，小康了，國力大大增強了，在國際上越來越有分量了，中華文化在今天能為中華民族的軟實力提供什麼樣的精神支持？能為人類作出什麼貢獻？中國人應該以怎樣的面貌與世界相處？

中國共產黨繼承與弘揚了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共產黨當初之所以能打敗各種勢力，走上執政的位置，一個充分的理由便是，它走了一條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華文化精華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來自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同時也延續了中國“邦以民為本”（尚書）、“民為貴”（孟子）的思想。毛澤東提倡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與中華文化的自強不息、威武不屈，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古訓是一致的。毛澤東的游擊戰略與抗日持久戰的思想，與老庄孔孟的以弱勝強、得道多助、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主張相佐証。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無不與中華傳統文化精華互文互証。毛澤東在與各種洋八股黨八股的斗爭中，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后來成為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思想基礎。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弘揚了也創造性地發展了中華傳統文化，才能實現並且繼續實踐著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本土化、時代化，也才能始終扛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大旗不倒，拿出以中國道路和中國成就所証實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有識之士所矚目。

我認為，沒有新文化運動，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運動，沒有改革開放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就，停留在“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自欺欺人之中，我們就會自絕於地球，用毛主席的說法就是被“開除球籍”。而另一方面，如果丟掉了中華文化傳統，也就丟掉了人心民意，切斷了幾千年的文脈，離開了自己腳下的土地，自絕於本土與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某些時期的風浪中，例如“文革”后期人民對於周恩來總理的擁戴與懷念、對於“四人幫”的反感與結束“文革”的願望，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一脈的忠奸觀念與正邪分野的強大生命力。小平同志正是在這樣深厚的民意基礎上，不失時機地順應潮流，堅定不移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現了新局面。如今，黨中央又在新的歷史機遇中提出文化自信與傳統文化的繼承弘揚轉化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是基於對中華民族使命的擔當與自覺。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與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提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提法，映射出來的正是中華文化統籌兼顧、中庸務實、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光輝。

這些正與中華文化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強不息、不進則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變革觀，還有吾日三省吾身、聞過則喜的精神相對接。

在我國改革之初，西方一些政要，如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當時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在接觸過中國領導人之后，都預感到了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布熱津斯基20年前就預言：“中國可能不用太長的時間就會在全球事務中採取一種較為堅決而自信的姿態”。他們認為，用中華文化武裝起來的中國領導人，有一套自己的戰略思想，是理想的也是務實的，是敏銳的也是有耐性的，是堅強的也是善於應對與自我調整的，是講原則的也是足夠靈活的，是善於保護自身又具有足夠內存容量的。這正是中國思維方式所賦予我們的養料：不拒絕任何為我所用的啟示與參照，不做刻舟求劍的傻事，同時懂得過猶不及，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循序漸進、穩中求快，保証改革不會走上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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