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陷阱，如何化危為機——《習近平復興中國》選載【2】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僅靠單方面善意是不夠的

國際觀察家普遍認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新一屆執政團隊任務更重，現實挑戰性更強。

挪威國防研究所亞洲中心主任榮英格早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之初就指出，與以前相比，習近平面臨的挑戰更加復雜，“他不得不應對繁重的發展任務，繼續推進中國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同時也要通過安撫鄰國來維持穩定的外部環境，還得避免地區危機甚至大國對抗”。

確實如其所言，對習近平而言，不僅國內改革發展步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在對外關系處理上，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也成為一種現實考驗。

2012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這是中國經濟實力自鴉片戰爭以來首次登上世界亞軍的位置，也標志著中國的大國地位正在快速上升。
　　2014年1月，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上，發表了該報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專訪。

當時，世界上有這樣一種論調：“中國迅速崛起后，必將與美國、日本等傳統強國發生沖突。”

針對這種擔憂，習近平在專訪中說：“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隻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至此，“修昔底德陷阱”成為國際關系中炙手可熱的議題。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因此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

這一概念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他看來，當一個崛起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矛盾沖突，多以戰爭告終。在修昔底德撰寫的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作者以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為例：在當時的“崛起大國”雅典領頭的提洛同盟與“守成大國”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爆發的戰爭，最終持續了27年，以斯巴達獲勝告終，也使得整個希臘由盛轉衰。

“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對於雅典崛起的擔心，使得戰爭無法避免。”修昔底德總結說。

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修昔底德陷阱”幾乎被視為國際關系的“鐵律”。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拉漢姆·阿裡森的研究，從16世紀上半葉到現在的近500年間，在16組有關“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案例中，其中有12組陷入戰爭之中，隻有4組成功逃脫“修昔底德陷阱”。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勝數：19世紀末的德國和英國，20世紀發展起來的日本，最終都引發了大規模的戰爭甚至世界大戰。

因此，在格拉漢姆·阿裡森等人看來，如果從歷史的軌跡上來看，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崛起大國與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之間的戰爭和劇烈沖突似乎“難以避免”。

如果單純按照修昔底德與阿裡森等人的邏輯，中美之間確實已經走到了歷史的關口——世界上排名前兩位的經濟體，一個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都在世界事務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同時，按照保守主義者的思維，中美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對抗、摩擦、猜忌，也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擔憂的可能。

而美中對抗的現實也佐証了兩個大國的確存在日趨激烈的戰略競爭和角逐，這從美中對抗的新戰場——中國南海，就可見一斑。

2015年3月，美國“斯坦尼斯”號航母戰斗群闖入中國南海水域，這是美國在南海威逼中國的再一次強力秀肌肉，美國航母戰斗群在中國“兩會”期間出現在本已風高浪急的南海，很顯然是美國對中國以及周邊地區國家發出的明確威懾信號。前美國海軍艦長、新美國安全中心專家杰瑞·亨德裡克斯(Jerry Hendrix)表示，憑借全套航母戰斗群以及指揮艦，美國海軍表現出其利益范圍和在全世界投放力量的能力。

美國向中國南海投入越來越多的海空實力，美國智庫還發表報告，推演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亞洲爆發的可能性。這些威懾性舉措都在暗示，美中合作關系確實存在墜落的風險。

習近平對美中關系面臨的復雜形勢是早有預判的，他在上任執政伊始，就明確提出要以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來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並且率先為中美關系定調——建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

習近平的真誠和遠見也得到了美國戰略層的積極回應，包括奧巴馬總統在內，均不止一次表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並非已成必然。

但誰都清楚一個事實，博弈是雙方的事，合作也是雙方的事。僅靠中國單方面釋放善意，並不能為中美矛盾解套。加強中美戰略互信，消除戰略互疑，需要中國降溫，也需要美國撤火。中美之間能否避免迎頭相撞？這種博弈的主動權其實並不完全掌握在中國領導人手中。習近平能否縱橫捭闔，用強有力的震懾手段遏制極端人物的野心沖動，用來自東方的人文情懷化解頑固的戰略誤解堅冰，既考驗著他的膽氣，也考驗著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