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的“職務消費”

隻要存在公共權力、存在專門從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人，“職務消費”就會存在。在中國古代，這方面也早有許多制度和規定，並把抑制過度“職務消費”作為吏治的重要內容，但成效卻並不理想。

職務補貼

古代官員的收入習慣稱俸祿，按最早的含義，它包括“俸資”和“祿米”兩部分，“俸資”是錢，“祿米”是糧食，這是因為早期官員的收入經常以貨幣化和實物結合的形式發放，如漢代就實行“半錢半谷”制，宋代以后官員收入才以錢為主、以糧食為輔。

考察歷代官員的俸祿情況，薄俸是基本特征。東漢一名百裡長吏“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這些錢隻能養活兩個人和1匹馬。晉朝官員的收入也很低，晉武帝說“今在位者，祿不代耕”。元代一名九品官“一月之俸，僅了六日之食”，明代一名七品知縣每年的名義工資是90石大米，這些收入要折成錢和米發放，稱“折色”，最后能拿到手裡的是12石大米和27.5兩銀子，靠這些隻能穿布衣、吃糙米過日子。

但俸祿只是官員收入的一部分，官員在俸祿之外往往還有很多補貼。魏晉以前沒有品級制，但很多官員都有爵位和封地，在封地內可享有一定戶數的食邑，如“萬戶侯”就是享有1萬戶食邑的侯爵，擁有爵位者可以“衣食其租稅”，這是官員俸祿的重要補充。

魏晉以后官員品級制逐漸固定下來，食邑封爵成為一種榮譽，官員職務補貼以其他形式發放。隋朝開皇九年（589），朝廷頒布詔令給京外的官員發放公廨田，后將這項制度擴大到內外各官，其中在京的官員按品級不同發放公廨田2至26頃，在外的官員發放1至40頃，公廨田出租后取得的收入“以供公用”，其實是一種職務補貼。

唐朝官員的收入結構后來又進行了多次調整，形成了授田、賜祿和俸料相結合的體系，俸料包括月俸、料錢、雜用等項目，其中料錢專門用於公務支出，這部分在官員全部收入中的佔比越來越重。

宋朝官員的收入分為正俸、加俸和職田等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公使錢，也是一種“職務補貼”，發放標准視官員品級高下而定。到明朝，各地方在正常賦稅之外增加收費的現象十分普遍，海瑞任淳安知縣，該縣每年正稅僅925兩，但前任知縣每年卻收12950兩，各種“亂收費”是正稅的十幾倍，正稅上交國家，多收的往往就以各種補貼和辦公經費的名義發放了。

清朝推出了公費和養廉銀制度，主要用於官員的生活補貼和衙門的日常運作，這些收入所佔的比重也越來越高，超過了正常俸祿，有學者研究，在清朝漢族官員的固定收入中俸祿隻佔22.2%，養廉銀佔68.3%，公費佔9.5%。

公務招待

“職務消費”裡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公務招待。

早在周朝就設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獸人、漁人等，負責承辦重要聚餐活動。自周朝開始，每年元旦都會舉辦正旦宴，不僅臣僚參加，有的還允許帶上家屬，冬至、寒食、重陽等重要節日朝廷也會舉辦宴會。此外，皇帝登基、過生日等也都會舉辦宴會以示慶賀。

官員私下裡的迎來送往也很頻繁，《漢書》記載：“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后漢書》記載：“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這種迎來送往的風氣到南北朝時甚至得以“制度化”，當時有“送故”的潛規則，即官員上任或離任時所在地方都要送禮，其中離任的官員原任職地每年都要派人去送禮，時限一般為3年，為此有些州郡干脆設了個“送故主簿”，專門負責這件事，“餉饋皆百姓出”。

唐朝官員升遷要專門擺一桌“燒尾宴”，其名稱的來歷，說是人的地位驟然發生變化，就像猛虎變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將其燒掉。這種宴會極為奢華，唐人韋巨源舉辦“燒尾宴”的菜單保存了下來，菜品包括冷盤、熱炒、燒烤、湯羹、甜品以及面點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為盛大，費用多由公款支出。

唐朝以前官員沒有“工作餐”，但有類似做法，《國語》記載：“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唐太宗李世民“克定天下，方勤於治”，規定官員上朝的時間不僅更早而且常延時，於是命人在宮殿外面的走廊裡“聊備薄菲”，等於一頓工作早餐。到宋朝這項制度固定下來，不僅朝臣可以享用這樣的餐食，一般官員也可以，稱“廊餐”。元、明時也都實行這種制度，明朝官員就餐的地方一般在奉天門或武英殿。清朝時，有很多官衙干脆辦起了“機關食堂”，清人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中記述了某河務機構開辦的食堂，“其肴饌，則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罷不止，小碗可至百數十者”，場面十分盛大。

除了“工作餐”，官員們還經常有其他聚餐活動，宋朝有“旬設”的制度，官員每個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費用從公使錢中支出。宋朝政府還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准公筵”，從制度上給公款吃喝開了綠燈，所以宋朝官員大吃大喝的情況較為嚴重，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錢狀》中，慶歷三年（1043）西北地區的渭州每個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記載。
這種情況到清朝越發嚴重，《道咸宦海見聞錄》的作者張集馨曾任陝西督糧道，西安時稱“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從這裡過。張氏記述，“遇有過客，皆系糧道承辦”，“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當時大魚每尾要花費4、5千文，其他還有白鱔、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余金”。

在任陝西督糧道期間，張氏感嘆“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幾於無日不花天酒地”，算下來接待費“每年總在五萬金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