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的“職務消費”【2】

公款旅游

古代交通不便，詔令、公文以及信件傳遞成為問題，官員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個人能力無法解決，於是國家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善的驛站制度。

秦漢時驛站制度就已經初步具備了，到唐朝驛站體系達到了完備，在全國主要交道要道上每30裡就有一座驛站，據《通典》統計唐玄宗時全國有驛站1639個。宋朝的驛站制度更為完善，從功能上將其分為邸、館、驛等。元朝驛站稱“站赤”，明朝對這項制度更重視，朱元璋稱帝后立即下令整頓全國驛站，把“站赤”重新改稱“驛”，頒布了《應合給驛條例》，對驛站的接待標准進行細化，全國涌現出河間府的樂城驛、東平府的太平驛、揚州府的廣陵水驛等知名驛站。

古代官員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務的同時也喜歡寄情於山水，驛站成為他們“半公半私”的游歷工具。唐朝盛產詩人和散文家，從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詩人、文人，寫了大量歌詠各地山川名勝的詩文，如果沒有官府驛站，他們的足跡很難涉足這麼廣。韓愈在詩中說“府西三百裡，侯館同魚鱗”，白居易寫“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音五十裡，已不屬蘇州”，可以看出驛站分布之廣。

靠著發達的驛站，蘇軾的足跡西到陝西鳳翔、東到江蘇吳江、北到河北寶縣、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明清以后還出現了徐霞客那樣的旅行家。

文人們創作了大量與驛站有關的作品，李白的《題宛溪館》、王勃的《白下驛餞唐少府》、杜甫的《奉濟驛重送嚴公》、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還出現了“題壁詩”，學者王子今把這種“泥牆墨書”稱為“文學史的特殊視屏”。

清人查慎行從北京南歸，沿路經過各地驛站，一路走一路寫，寫完就題在驛站的牆壁上，一趟行程下來竟然有60首詩，刊刻一冊為《題壁集》。不僅相對短小的詩詞，大段的文章也有人題寫在驛壁上，如李白的《姑熟亭記》、柳宗元的《館驛壁記》、劉禹錫的《管城驛記》等，唐人孫樵的成名作《褒城驛記》也屬這類作品，被稱為晚唐文學的代表作。

積弊難改

但是，除了方便文人們詩酒唱和、縱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費旅游所帶來的卻多是弊端。

《清稗類鈔》記述了一個故事，有個叫錢豁五的慣騙，有一次要從廣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裡，路費是一筆大開支，他想到了官府驛站。錢豁五不知從哪裡找了個廣西巡撫衙門的信封，在裡面塞上廢紙，外面粘上雞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黃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經數省都暢通無阻，吃喝全由驛站供應。

其實明清時驛站制度還是比較完備的，想混進去並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還要出具勘合，相當於工作証和介紹信。勘合本是專人專用，但由於管理鬆懈，有人就拿去賣了或送人情，也有人偽造勘合佔便宜。

這只是被人鑽了制度的漏洞，而相關制度所產生的浪費和腐敗更讓人驚心，仍以驛站為例，其經費支出全部由國家財政負擔，成為一個巨大包袱。《明會典》記載，張居正改革期間整頓全國驛站系統，僅精簡了1/3就省出94萬兩經費，而當時戶部每年的庫銀收入隻有300萬兩左右。

再說公款吃喝，這種現象在歷代都很難治理，漢景帝時出現了連年歉收的情況，但官員們公款吃喝依然很厲害，漢景帝不得不下詔，發現誰接受公款宴請一律就地免職。漢宣帝時有官員出差期間招待費過高，奢侈浪費，朝廷曾下詔進行過“通報批評”。宋朝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中對公款招待進行了細致的規定，其中一條是官員需憑“券食”方可用餐，類似“就餐券”，用餐標准也有規定，超標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發揮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關鍵，如果制度事關執行者的切身利益，那執行效力就會因這種影響而發生改變。最高決策者無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員隊伍，也希望通過制度約束讓官員們保持克制，但這種約束往往是無力的，抓得嚴了好些，稍微放鬆就立即反彈。

說到底，這些現象的存在與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征有關，中國被稱為“熟人社會”，人與人不是通過制度、規則而是習慣於通過私人關系發生聯系，人情大於法治、大於制度，“有人好辦事”“隻要有人沒有辦不成的事”等觀念自古就很盛行，於是人們在維系各種關系上願意花費更大的精力和資源，從而把吃吃喝喝、迎來送往這些事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