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趕考”，歷史關口風高浪急【2】

時空坐標下的中國改革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全世界的觀察家都注意到，中國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關口。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中國還是聯合國創始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但是，中國又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位居世界80位之后，仍然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其內部不同區域間的發展差距巨大，自然資源環境承載量也已達到極限，同時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富先老國家。中國將實現全面小康與全面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時間鎖定在2021年與2049年，這就意味著中國將西方世界近500年來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壓縮到100年內完成，同步實現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制度現代化，剩下的時間十分緊迫。

在西方歷史學中，有一個著名的“卡夫丁峽谷”（Caudine Forks）理論。公元前321年，薩姆尼特人在古羅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峽谷擊敗羅馬軍隊，並迫使羅馬戰俘從峽谷中用長矛架起的形似城門的“牛軛”下通過，借以羞辱戰敗的羅馬軍隊。后來，人們就以“卡夫丁峽谷”來比喻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關口，並引申為人們在謀求發展時所遇到的極大的困難和挑戰。馬克思曾借用此典故，提出資本主義隻有順利通過“卡夫丁峽谷”，才能走上比較平穩的發展道路。

殊不知在東方也有一個歷史峽谷理論，即“歷史的三峽論”。已故著名華人歷史學者、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館長的唐德剛教授認為，中國傳統社會要實現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就好比長江通過險惡的三峽，必然是艱險萬分的，能否渡過這一驚濤駭浪，決定中國能否走上復興坦途。渡過歷史的三峽，“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高度的智慧及技巧，稍有不慎，將使得這個進程無限期的延長，這恐怕也是國人所不願見的”。

中國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進入驚險的“歷史三峽”入口，到21世紀上半葉，終於走到“三峽的最驚險處”。一方面，中華民族史無前例地接近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另一方面，中國又面臨極為復雜艱巨的挑戰，未知的風險前所未有。

眾多國際政治大家都承認，21世紀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最大變化將是中國的崛起。早在1997年，世界銀行就在其發表的《2020年的中國》中預言，中國在21世紀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強國。

但誰也不能否認，中國的崛起之路風險巨大、挑戰如山。《大國興衰》的作者保羅·肯尼迪曾明確指出：在當代世界主要大國的競爭中，“中國是一個遲到者，經濟最窮且競爭條件最差”。

美國戰略分析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詳細陳述了中國崛起的困難之大：“任何諸如此類關於‘中央王國’必然復興而成為主要的全球性大國的預測都存在種種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過這種錯誤。他們預言日本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並且預言日本必將成為新的超級大國。……現在，那些聲稱並且害怕中國必然會成為世界大國的人正在犯著同樣的錯誤。”

布熱津斯基等戰略分析家認為，中國在21世紀實現和平崛起至少有四大障礙：一是經濟能否繼續快速增長﹔二是政治能否穩定﹔三是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從人均來看中國仍然是窮國﹔四是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十分惡劣，以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為代表的“島鏈同盟”不可能坐視中國崛起，必將給予強力遏制。

對於21世紀特別是第二個十年面臨的復雜形勢和巨大困難，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也毫不諱言地作出了這樣的表述：

同時，必須清醒看到，我們工作中還存在許多不足，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主要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深化改革開放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一些領域存在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一些干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對這些困難和問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進一步認真加以解決。

比這些困難更加難以把握的考驗還包括巨大的安全風險。習近平在主持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曾經集中列舉了11個安全方面的風險課題——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這其中既有國土安全問題又有國民安全問題，既有傳統安全問題又有非傳統安全問題。

站在歷史的坐標上看，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改革前行的壓力巨大，而且與日俱增。

中國在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解決了許多舊的矛盾和問題，也積累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問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93年就曾預言：“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執政者的使命，就是要根據新的世情、國情、黨情，有效解決國家和民族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和矛盾，克服困難，實現既定目標。執政成功與否，主要也體現在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水平上。

當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一屆執政團隊接過方向舵之后，中國這艘巨輪面臨著極為復雜的世情、國情和黨情，許多矛盾和問題是前所未有的。總的來看，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主要挑戰和矛盾有六個。

一是經濟結構轉型陣痛，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結構轉型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老大難問題。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2015年在一次演講中曾經痛切地指出，1995年我們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后來改成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到現在整整20年。這是第九個五年計劃規定的，但是至今沒有實現。它的核心就是要轉變增長動力，或者實現增長的源泉因素。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核心，就是讓中國經濟增長從依靠資源消耗和資金投入為主轉變為以依靠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提升為主。聯合國的研究也發現，中國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強國的轉變讓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消耗資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曾在報告中提醒說，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已經付出了巨大代價：資源的快速枯竭和環境的大范圍退化。聯合國副秘書長阿希姆·施泰納在報告中說：“中國經濟幾十年來的快速增長增加了對國內外自然資源的需求，需求之大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雖然經濟增長讓不計其數的人擺脫了貧困，但這也帶來了日益嚴重的環境難題。”隨著世界金融危機日益加劇，中國經濟三期疊加的矛盾進一步凸顯——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造成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經濟下行壓力急劇增大。如何保持正常區間的經濟發展速度，保証全面小康經濟增長目標的如期達成，同時縮短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盡快使新的增長動能擔當重任，就成為習近平執政團隊的頭號經濟難題。

二是貧富差距拉大，脫貧任務艱巨。防止兩極分化，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鄧小平曾明確表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徹底失敗了”。他還說過，“即使51%的人先富起來了，還有49%，也就是6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貧富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重大政治問題。中國歷朝歷代陷入治亂交替的惡性循環，無一例外都與“富者良田千頃，貧者無立錐之地”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用30多年時間讓6億多人脫離貧困，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壯麗詩篇。但是，這30多年也造就了西方資本主義用300年才造就出來的巨富群體。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表的一項報告表明：當今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1/3的財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隻有1%。這一數字或許還有不夠准確的地方，但截至2014年，按照現行標准，中國還有7017萬貧困人口，中國農村居民中約7.2%尚未脫貧，他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也就是說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幫助這7000萬人脫離貧困，讓全體人民擺脫絕對貧困狀態，這是一道世紀考題。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2015年在美國媒體發表的題為《貧窮依舊是中國的頭號敵人》的文章指出：如何讓中國現有7017萬年收入在360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脫貧，是中國與“小康社會”之間的最大障礙。貧困才是中國的頭號大敵。對中國貧困問題的客觀認識，足以讓人悚然而驚，也讓那些頭腦發熱的人不得不為好高騖遠的目標降溫。縮小基尼系數，讓先富的人帶動后富的人，並且幫助所有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全部在2020年前擺脫貧困，這是習近平執政團隊治國理政的又一道嚴峻考題。

三是反腐敗形勢嚴峻，維穩問題突出。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和中國的歷史學家談話時就說過：“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以來，面臨著掌權執政、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多重考驗，對於如何清廉執政、依法執政、科學執政和民主執政，缺乏足夠的思想准備和制度安排。當前，一些腐敗分子貪腐的胃口之大、數額之巨、時間之長、情節之惡劣，都讓民眾瞠目結舌，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塌方式腐敗”。官員隊伍中出現的消極腐敗是導致群體性事件高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統計顯示，中國國內發生的群體性事件，2003年是6萬起，2008年就升至12萬起，2009年更是達到23萬起。對於從嚴治黨和反腐敗，人們的認識並不統一，有人認為“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還有人甚至把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與反腐敗力度加大扯在一起，認為反腐敗會影響經濟發展。事實証明，腐敗是執政黨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及時加以剔除，中共將面臨亡黨亡國的現實危險。如何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脫離群眾、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等深層次問題，是擺在習近平執政團隊面前最為現實的尖銳矛盾，也是一場決定改革開放前途命運、生死存亡的斗爭。

四是人口老齡化嚴重，資源、環境、生態遭遇瓶頸式難題。中國執行了30年最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解決了人口過快增長的問題，但也出現了人口的結構性矛盾，人口年齡結構失調，老齡化疾速來臨，人口性別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人口紅利面臨終結。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數據指出，截至2014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1億，佔總人口的15.5%，這其中有將近4000萬人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到2035年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數量會進一步增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坦言，目前中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達到14.9%，2020年將達到19.3%，2050年將達到38.6%，但與此同時，勞動人口絕對數在下降，與之相關聯的就是撫養比，目前職工養老保險的撫養比是3.04︰1，也就是三個人養一個人，2020年將下降到2.94︰1，2050年將下降到1.3︰1，養老金待遇剛性增長，收支面臨巨大壓力。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源和環境壓力倍增，多項重要指標瀕臨極限。以水資源為例，中國是全世界13個貧水國家之一，人均佔有水量僅為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109位。然而工業化又造成可用水資源的減退，在2000年至2009年間，中國可用水資源量減少了13%。三分之二的城市和3.2億農村人口面臨安全水源匱乏問題。由於地表水被污染，人們越來越多地開採地下水，導致地下水消耗過量，地表塌陷。中國的環境壓力之大前所未有，2013年1月的一場霧霾，幾乎籠罩三分之一的國土，74個重點監測城市過半爆表。人口、資源、環境和生態壓力構成了強大的倒逼壓力。

五是文化價值觀混亂，國家軟實力薄弱。在人類歷史上，大國興衰更替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法則，其中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力量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並不是最古老的國家，也不是領土最大的國家，但中國卻是唯一保持文明傳統延續不斷的國家，今天的中國人閱讀幾千年前的文化典籍，猶如與先人當面對話，靠的就是中華文化的力量。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與其說中國是一個政治實體，不如說是一個文明實體。這種可貴的文化價值幫助中國人度過黑暗的長夜，維系了民族的血脈。但近代以來，中華文化盛極而衰，外來文明對古舊的中華帝制構成了致命威脅，野蠻的堅船利炮更是將文明的王冠打翻在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自身的弱點及其消極影響，更是令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喧囂塵上。思想上的滑坡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和財富觀，必然造成社會道德失范。中國社會文化價值觀紊亂，民族精神受到侵蝕，文化建設和信仰建設跟不上全面改革的需要，也支撐不起民族復興的需求，理想信念弱化、價值觀缺失、道德素質下降、文化創造力不足、國家文化軟實力與領導型大國地位不相稱，如此等等，都會造成執政黨和民眾思想信仰“缺鈣”，甚至有可能被敵對勢力“不戰而勝”。

六是中美關系進入高度敏感期，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因素顯著增多。當中國站上世界經濟總量亞軍的領獎台時，“世界冠軍”美國的眼神不可避免地起變化了。美國在世界“經濟冠軍”的台上已經穩坐了100多年，而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對手，其心態的復雜自不待言。中美之間不但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兩國的社會制度、文明傳統、基本價值觀和國家發展戰略都存在結構性矛盾。中國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犧牲和奮斗，絕對不願意再做任何國家的附庸或者跟班，更不可能拋棄傳承幾千年的文明傳統去與他國完全接軌。獨立自主選擇國家發展道路是中國人民和中國領導人不容置疑的選擇。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繼承的是以大英帝國為導師的霸權遺產，其對世界格局的構想是建立在以美國為首的雁行隊列的基礎上的，對權力的排他性選擇也是美國社會難以舍棄的慣性思維。中美的正面競爭，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國競爭，其敏感性和復雜性世所罕見，並且在極端情況下，還有從高溫度競爭向高烈度沖突演化的可能性。除了要應對美國的猜疑、遏制、打壓或者拉攏之外，21世紀上半葉中國所處的周邊環境也不容樂觀。曾經的東亞霸主日本不會甘心就此沉淪，必然會有激烈反扑。受民族主義情緒綁架的印度，與中國有領土爭端，加上西方列強唆使，也有意與中國一爭短長。越南、菲律賓等在南海不斷挑舋，朝鮮半島更是是非不斷，甚至有“核爆炸”的危險。已經受到削弱的俄羅斯尚未脫困，前路不明，一個過於瘦弱、局勢不穩定的俄羅斯並不符合中國利益。中亞、中東、西亞、非洲動蕩不定，中國的重要經濟合作伙伴歐洲經濟不景氣，民心浮躁。國際金融危機還在深化蔓延，世界經濟復蘇前景黯淡，分裂勢力和恐怖勢力威脅中國安全。這些對於中國的和平崛起都是不確定性因素。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和合作，需要更加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強大的綜合國力支撐，中國領導人必須精心謀劃。

“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習近平對中國改革的命運具有清醒認識，他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對歷史關口上的改革難度說得非常清楚，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需要解決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不斷把改革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