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一場經濟危機

說起古代著名的理財家，有位唐朝的官員不得不提，他的名氣雖無法與范蠡、商鞅、張居正等人相比，但他所主持的改革也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功，幫助“安史之亂”后的唐朝重新振作起來。

全面危機

劉晏，出生於唐開元三年（715），當時正值“開元盛世”，但社會已經隱藏了巨大的危機。劉晏從小聰慧過人，在宋人編的一種《三字經》裡還專門提到過他：“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己仕。”

這裡說的是一段歷史佳話：劉晏7歲便被舉為“神童”，唐玄宗到泰山封禪路過其家鄉，劉晏拿著自己寫的一篇《東封書》半路見駕，受到唐玄宗的召見，宰相張悅當場出題考劉晏，劉晏對答如流，被唐玄宗授予秘書省正字，即掌管校正書籍的官員，楊貴妃也很喜歡這個孩子，把他抱在腿上親自為他畫眉。

還沒有成年就成了朝廷的公務員，這讓父母多驕傲、多省心啊！然而，唐朝的國運卻差得遠，不久發生了“安史之亂”，這一場長達八年的混戰讓國家變得千瘡百孔。戰爭直接破壞了經濟，很多地區“人煙斷絕，千裡蕭條”，《舊唐書》記載：“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杜甫寫詩：“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我裡百余家，世亂各東西。”

朝廷的財政更面臨嚴峻的局面，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全國有852.6萬戶、4891萬人，天寶十三年（754）有906.9萬戶、5288萬人，而到了安史之亂后的唐肅宗乾元三年（760）全國隻有293.3萬戶、1699萬人，人口下降了一半以上，有地方官員上奏：“關中人口，十去其七。”據當時的統計，總人口中納稅人口佔比很小，仍以乾元三年（760）為例，當年的納稅人口僅為237萬，不足安史之亂前的1/3，朝廷財政收入大幅度減少已不可避免，總水平急降至400萬緡左右，唐朝最強盛時這一數字曾超過3000萬緡。

為增加稅收以維持運轉，朝廷對關津市肆大量征收雜稅，史書記載“肅宗救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准解納錢，謂之埭程”。杜甫寫的“三吏”和“三別”，記述的正是百姓所承受的兵役之苦和賦稅之重，雖多發生在“安史之亂”中，但戰后的情況也大體如此，當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這種“雁過拔毛”式的強收強征，當然無法持續。

戰爭對經濟的破壞還體現在物價上，“開元盛世”時兩京的米價每斗不過20文，面每斗32文，一匹絹210文，史書稱“自后天下無貴物”。經過“安史之亂”，經濟蕭條加上流通不暢，糧價急遽攀升，米價上漲到每斗400文，有些地方漲到1000—1400文，是之前的數十倍，百姓苦不堪言。

唐朝躲過了戰亂這一劫，但更大的危機接踵而至，人口銳減、經濟倒退、物價飛漲、民生凋敝，劫后余生的朝廷如果一味靠增加苛捐雜稅來維持，各種社會矛盾無疑會越來越激化，這駕搖搖晃晃的馬車隨時就有散架和傾覆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唐肅宗提拔了時任戶部侍郎的劉晏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使職”，即以宰相的身份主抓人事、經濟等工作，一場為化解危機而進行的改革就此拉開了序幕。

“國進民退”

千頭萬緒、百廢待興，其中最緊迫的是控制糧價。

對這個問題歷代都有一些好做法，最重要的是平糴法，具體是：國家在農作物收成好的時候收購農戶手中多余的糧食，收成不好時再把糧食平價賣出，“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防止“谷賤傷農，谷貴傷民”。漢宣帝時設立了平糴倉，東漢初年又設立常平倉，晉武帝時制定了“通糴法”，北魏中期實行了“和糴制”，唐代也延續了這種做法，設有常平倉，但因戰亂時間太長，庫存的糧食早已用盡，這種方式失效了。

如何在短時間裡迅速平抑糧價考驗著剛上任的宰相，劉晏經過調研，發現糧價過高不完全由供給不足所造成，江南地區受戰亂影響較小，大量北方地區人口南遷，江南的農業生產仍在繼續增長，因而有不少余糧，但苦於轉運困難，一時滿足不了北方的需求。

唐代糧食轉運的主要途徑是漕運，對歷代來說這都是一件大事，康有為評論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政”，在唐朝這件工作由政府來管理，但具體承運任務都“分包”給了大大小小的私商，私商隻管短期利益，有利則往、無利則走，對於船隻修建維護、河道治理等沒有長遠規劃，他們平時打著官府的旗號，任意征用百姓為其運糧，卻不給或少給報酬，造成很深的矛盾。戰亂對運輸體系產生了嚴重破壞，運輸成本高昂，出現了“斗錢運斗米”的情況，運輸效率也極為低下，把南方的糧食運到北方，有時甚至需要幾個月。

針對這種情況，劉晏果斷上奏朝廷把漕運的經營業務也收歸“國有”，由國家直接出面轉運糧食。經過調研，劉晏發現揚州一帶可調集的糧食最多，於是在揚州專門開辦了10個造船廠，劉晏發揮自己兼任吏部尚書的優勢，選拔廉潔有能力的官員到船廠任職，讓他們大量造船，以保証漕運的需要。

朝廷重新雇佣百姓充當運丁，採取軍事化管理，與之前私商做法不同的是，朝廷向這些運丁支付報酬，提前完成運輸任務的還給予額外獎勵，這種做法極大地調動了運丁們的積極性，提高了運輸效率。有些河道由於長期沒有維護，出現了堵塞淤積，劉晏一面征調人力疏通河道，一面改直運為短途轉運，保証大批糧食能迅速運到北方，僅揚州一地每年就可以運出糧食100萬石，運輸時間也由幾個月縮短為40天左右。

改革漕運取得了成功，北方的糧價很快降了下來，這條運輸渠道除了運糧食，還可以運送其他各種物資，史載“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船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余萬緡”。糧食充足后，劉晏又恢復了“常平倉”在調節豐歉上的作用，由朝廷撥專款購貯糧食，“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