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一場經濟危機【2】

“國退民進”

通過漕運的“國進民退”，劉晏成功地平抑了物價，而且是在沒增加朝廷負擔的情況下進行的，整個改革不增徭役、不加租庸，創造了奇跡，史書上說“人以為神”。但這樣的改革隻能算局部上的調節，還無法使國家完全擺脫經濟困境，劉晏經過觀察，發現鹽政可以作為下一個突破口。

鹽是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須品，對鹽業實行專管專賣是歷代的通常做法，之前唐朝鹽政管理的模式是：鹽戶負責制鹽，之后統一賣給官府，由官府負責運輸、銷售，收購和銷售的價格都由官府制定。也就是說，官府承擔了制鹽以外的一切專賣事務，因而不得不設立大量機構負責這方面的經營，產生了大大小小的“鹽業國企”，這些“國企”其實並不擅長做生意，在增加行政成本、滋生腐敗的同時也降低了鹽業運轉的效率，鹽價高昂不說，很多地方還經常面臨缺鹽的困擾，百姓常有“淡食之苦”。

劉晏改革了鹽政管理模式，在運輸和銷售環節也引入商人參與，由“民制、官收、官運、官銷”改為“民制、官收、商運、商銷”，政府負責收購和批發兩個環節，其余交給市場去運行，政府由此撤掉了大批鹽官鹽吏，隻在重點產鹽區設立鹽場、鹽監進行管理，把鹽戶組織起來建立了亭戶制，進行嚴格管理。為保証鹽政順暢，改革后還專門設立了巡院，對鹽務進行巡查和監管。
人員大為減少，監管卻沒有放鬆，但這並不是劉晏改革鹽政的初衷，引入商人從事運輸和銷售，提高了效率，激發了市場的活力。在之前模式下，國家對鹽業其實是不收稅的，國家的收入來自專賣的利潤，最多時每年約40萬緡。改革后國家對鹽商收稅，用稅收代替專賣收入，結果實際收入不降反升，新政實行的第一年國家在鹽業方面的收入就增長到60萬緡，第三年“所入逾十倍”，這些錢並不是通過提高鹽價得來的，而是通過體制改革調動市場活力、增加供應、搞活流通產生的，由於改革措施得當，史稱“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人無厭苦”。

僅鹽業一項就使朝廷每年增加了數百萬緡收入，朝廷的財政狀況大為改善，每年的財政收入迅速提高到1300萬緡左右，雖然較“開元盛世”仍相差較遠，但財政危機基本解除了。

減稅減賦

財政收入的增加為其他經濟改革創造了余地，在劉晏主持下，朝廷又進行了其他領域的改革，使經濟運行更為順暢。

這些改革的核心在賦稅方面，唐朝前期實行的是均田制基礎上的租庸調制，基本內容是：丁男到18歲以上由國家向其授田百畝，其中20畝為永業田、80畝為口分田，死后還田﹔授田后每丁每年向國家交納2石粟，稱“租”，交納2丈絹、3兩綿，或2.5丈布、3斤麻，稱“調”，服徭役20天，或按每天3尺絹、3.75尺布代役，稱“庸”。

隨著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大量貧苦農民失地逃亡，實際“納稅人”不斷減少，相關負擔其實轉嫁給了未逃亡的農戶，惡性循環，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已很難執行，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改變了“按丁收稅”的做法，實行按田和資產多少來收稅，分別稱“地稅”和“戶稅”，唐代宗時又增加了“青苗錢”，按畝征收，每畝開始收10文，以后增加到15文。

沉重的稅收，加上基層官員的橫征暴斂，直接導致了農民的反抗，“安史之亂”后還爆發過多起農民起義。賦稅太重、征收不科學雖然是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但這件事涉及國本，沒有足夠的魄力不敢觸碰，基於漕運、鹽政等成功改革和皇帝的信任，劉晏果斷地開啟了賦稅改革。

劉晏堅持“養民為先”和“富其國而不勞於民”的宗旨，普遍降低稅負，還把納稅時間分為夏秋兩季，解決農戶的實際困難。對於工商戶也制定了措施，減輕他們的負擔，改革前被評為“上上戶”的商戶每年需交稅4000文，改革后這筆稅負逐漸減少，最后隻收500文，標准降低了但商業卻活躍了，商戶大量增加，總體稅收不降反升。

這就是劉晏被視為“理財高手”的原因，會理財不同於會斂財，斂來的財再多也都是不可持續的，隻能加快失敗和滅亡，劉晏理財的思路是先讓商人富裕、讓百姓收入增加，在此基礎上實現國家財政收入的同步增長，因而是良性的和可持續的。一些具體的改革政策，比如“國進”還是“國退”、減稅還是增稅，這些都不搞一刀切，而視具體情況具體去對待。

唐朝渡過了“安史之亂”后的危險期，國祚又得以延續140多年，這與劉晏在關鍵時期所主持的這場成功改革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