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消費潛能需要分群體施策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增速放緩、穩中有進的態勢。自2012年起，GDP增長率開始下降，到2015年，GDP增長率下降到6.9%，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為維持經濟穩定增長，需要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減去過剩產能，關閉“僵尸”企業，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培育經濟持續發展新動力。以往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中，淨出口貿易增速放緩，投資在需求拉動中的比重下降，二者均沒有太大空間來拉動經濟增長，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長期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見圖1）。因此，促進國內消費成為現階段增加我國經濟活力最有效方法，挖掘消費潛能也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大途徑。

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瓶頸與潛力

目前，根據我國城鄉居民家庭收入基本情況，大致可將我國居民收入群體分為四類，即低收入群體、中等偏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以及中高收入群體，見表1。各類收入群體均面臨不同的消費瓶頸，同時也具有不同的消費潛能。

低收入群體收入僅能維持基本生活，僅有消費意願，購買力很弱。我國低收入群體佔比20%左右，總人口大約有2.7億。低收入群體每月收入不到400元，對生活必需品有強烈的消費意願，但可支配的收入最少。比如，一些生活在貧困地區或者偏遠山區的群體，收入極低，基本上靠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維持生活，所以這部分群體在購買了生活必需品之后，已經沒有多余資金消費其他商品和服務。因此，這類群體需要的是增加收入，以求滿足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中等偏低收入群體注重家庭保障性消費，傳統消費潛力很大。中低收入群體人數佔總人口20%左右，這類群體人均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對於中偏低收入階層而言，主要消費在五個方面，分別是買房建房、婚娶、孩子教育、養老、看病。農民工大部分就屬於這個群體，2016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278萬人，比上年增加1055萬人，增長4.4%。其消費主要受制於四個方面，一是受教育水平較低，所從事的一般都是體力勞動方面的職業，收入較低，而且缺乏社會保障。二是沒有城市戶籍，孩子的教育問題難以解決，相較於農民工家庭的收入，孩子的上學費用很高，且不能保証孩子可以受到正規學校良好的教育。三是大城市房價昂貴且上漲幅度大，農民工在大城市買房不現實，但相較於農民工龐大的群體，政府保障性住房的供給量少，於是大部分農民工隻能租住在條件較差的出租房中。四是由於缺乏醫療保障，農民工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普遍存在。鑒於這些基本權益難以得到保障，農民工的很大一部分收入都被轉化為預防性儲蓄，無法轉化為有效消費。因此，對於中等偏低收入群體，拉動消費需要保障其基本權益，激發消費意願，推動儲蓄向消費的轉化。

中等收入群體受房價偏高、資本市場不完善影響較大，消費能力雖然很強，但缺乏消費動力。中等收入群體約佔我國人口的20%，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約1500元。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格局，中等收入人群是拉動消費的中堅力量，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也是拉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在滿足基本生存需求外有較多剩余，擁有較為充足的資金解決醫療和教育等問題，但在購買住房方面，飛速膨脹的房價對此類人群的消費產生了抑制。自2003年以來，我國的房地產價格飛速增長，全國287個地級市的平均商品房銷售價格在2003—2010年間的平均增速達到19.7%。至今，房產價格已經超出普通家庭的負擔能力，大部分中等收入群體隻能通過住房抵押貸款購置住房，而這些貸款的償還期限一般至少是十年，長期的還貸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該群體的消費意願。該群體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養老問題，由於現在的獨生子女家庭較多，為了減輕子女負擔，在年老時能靠自己的儲蓄生活，大部分中等收入群體選擇在青壯年時擠壓消費，增加儲蓄。加之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不完善，投資渠道少，所以這個群體也更願意儲蓄而不是投資或增加消費。

中高收入群體消費潛力巨大，但國內產品供給難以匹配其消費需求。中高收入群體指的是中等偏高收入群體和高等收入群體的集合，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3246.04元，人口約佔我國總人口的40%，這個群體擁有大量財富，但卻不願意在國內消費，這是因為目前我國的供給結構存在問題，該群體所需求的優質產品、安全食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給。同時，該群體更加重視服務質量，而國內能提供的優質服務較少，所以隻好到國外消費，而消費不完的資金，他們會選擇投資或者儲蓄。

綜上所述，挖掘消費潛能，我們不僅要關注如何調整產業結構，實現與消費結構相匹配，更應關注不同群體的潛在消費需求，並據此因群施策，激發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