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演化邏輯與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由來【2】

收入分配政策加重主權債務負擔

危機到來時，財政支出擴張往往伴隨著財政收入減少。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和歐洲冰島、希臘等歐豬五國（PIIGS）的債務危機經歷表明，金融危機與債務危機的聯動性非常強，銀行危機之后往往伴隨嚴重的債務危機。因為銀行和金融危機造成經濟周期的下行和經濟衰退往往導致國家經濟發展的遲緩，經濟增長的放緩使稅收來源大大減少，但是要刺激經濟增長又需要退出減稅和增支政策。由此歐美經濟陷入開支增加和收入減少的惡性循環當中，當經濟周期處於下行周期時，沉重的債務面臨償付危機，經濟就會陷入衰退泥沼而難以自拔。

選舉機制和社會進步使社會對公平性的要求進一步提升，政府保障公平的重要手段是財政稅收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政治民主選舉機制，使政府面臨經濟發展和保障選民收入水平不會下降的雙重壓力當中。但是經濟發展內在的規律表明，經濟周期運行有自身的發展邏輯，經濟衰退有時也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根源於產業代替，能源資源的革命等等。經濟危機有時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可以促進經濟產業的新陳代謝，促進經濟體的新鮮血液的產生。民選政府保障民眾的承諾兌現的基礎是促進經濟增長，不能容忍經濟的周期調整，減少稅收擴張支出這一本身存在極大矛盾的政策被迫出爐，政府債務高企的原因就在於此。財政赤字的擴張導致高額債務。在經濟發展出現瓶頸的同時，這些經濟體失去了宏觀政策的彈性空間和轉圜余地。

總結起來，現在西方債務危機幾乎是西方經濟發展模式演化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在制造業轉移的情況下，缺乏新的經濟增長推動力﹔一方面對選民承諾的經濟福利需要兌現，支出水平呈現剛性增長狀態。支出增加的同時，收入來源不斷萎縮，經濟增長又依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推動，債務水平的迅速上升成為必然結果，在經濟危機時期這種債務危機會進一步凸顯。當然，新興市場國家付出了環境惡化和資源消耗的代價。

傳統財政與貨幣政策難以解決主權債務危機

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有幾種，甚至包括債務違約（拉美國家的阿根廷和北歐國家冰島都發生過債務違約事件），但是最根本的解決方式是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增加，用收入償還債務。目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經濟發展相對成熟的條件下，西方發達經濟體缺乏經濟增長的動力又面臨新進入者的強有力競爭。在短暫的新經濟革命帶來的技術繁榮之后，美歐經濟進入新的蕭條期，新技術革命雖然誕生自發達經濟體，但是通信和技術革命往往是全球化的觸媒，更能夠促進世界經濟的收斂，更有利於世界經濟的均等化進程。

上世紀大規模工業化的過程中，西方社會已經建立起較為發達完善的基礎設施，財政政策作用空間有限，消費帶動的經濟增長又嚴重依賴於消費者對未來的經濟預期，一旦經濟放緩，悲觀預期內生於經濟周期當中，導致物價緊縮，貨幣政策遭遇流動性陷阱。這時，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都已失效。

在宏觀大穩健時期（指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宏觀政策穩定期），西方的經濟發展平穩，政策有效性程度較高。現在看來，除了政策理論和認識水平的上升之外，全球化紅利和互聯網創新帶來的產業升級景氣是重要的原因。而以穩定物價和就業水平為目標的貨幣政策的實施並不成功，2008年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表明，貨幣政策的實施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理論的進展和經濟政策的調整，並沒有適應這一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

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利率，在降到零利率水平之后陷入流動性陷阱，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並不能解決缺乏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痼疾﹔財政政策即使沒有經濟理論上的重重質疑，擴支減收的內在矛盾機理也會導致債務高企。一旦經濟基本面惡化，債務收益率急劇上升，就會發生償付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就會全面爆發。

量化寬鬆政策成為解決主權債務危機的唯一途徑

經濟增長乏力、主權債務高企、宏觀調控政策失效，西方發達經濟體面臨上述三重困境，似乎已經束手無策。但是西方國家領導制定了全球化規則，全球儲備貨幣是美元和歐元，貨幣主權是全球化下的一大特權。這種特權來自於經濟實力，是制定規則者的權利，也是量化寬鬆政策出台的前提條件。2008年后美聯儲通過三輪QE政策，至2014年10月其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充了將近3.5萬億美元。2016年1月22日歐洲央行宣布，從3月起每月購買600億歐元政府與私人債券，將持續至2016年9月底，歐洲版量化寬鬆政策正式啟動。

對於歐美經濟體，量化寬鬆政策有以下幾大好處：一是縮小債務，二是刺激經濟，三是產生鑄幣稅收益，四是降低匯率，促進出口，從而提振經濟。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享有制度紅利，不僅僅是收獲鑄幣稅收益，還包括利用美元貶值損害競爭對手的競爭能力。但是弱美元政策撼動美元霸權的合法性，危及美國的制度紅利。因此美國政府的策略是一邊大肆印發鈔票，一邊強調絕不實行弱勢美元政策。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媒體發表弱勢美元的判斷時，受到美國財長蓋特納的第一時間反駁，因為這關乎所謂的“美國利益”。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零利率條件下貨幣政策的一種無奈選擇。凱恩斯經濟學中的流動性陷阱理論，指的是當需求陷入衰退的時候，貨幣政策把名義利率降到零時，受流動性偏好的影響，產出並不會再擴張，利率政策從而失效。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為新古典的宏觀經濟學所替代。但是凱恩斯所指出的流動性陷阱問題在日本率先發生，即零利率條件下，經濟持續陷入通貨緊縮，經濟增長接近停滯狀態。因此，關於日本零利率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開展的最早。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建立於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基礎上的新凱恩斯模型，成為貨幣政策分析的重要工具。當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零利率界限時，基於零利率條件下的貨幣政策分析在新一代的分析框架中展開。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就是此類貨幣政策的重要鼓吹者。伯南克引用弗裡德曼的直升機撒錢理論，被稱為“直升機”伯南克，他主張日本政府積極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摒棄以通貨膨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教條。這種激進的貨幣政策到今天依然有相當多的反對者，包括最早實行該政策的日本國內也有大量的反對聲音。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只是一種短期政策，不能解決發達經濟體缺乏長期增長動力的痼疾。在大的產業革命到來之前，隻能等待新一輪經濟收斂過程的完成。新興經濟體的環境和勞動力成本與發達國家趨同，發達經濟體的競爭力重新上升，世界進入新一輪的經濟格局調整當中。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出台並這不意味著否定全球化，事實上全球化所產生的問題是經濟在更高台階上產生的問題，不應該依靠去全球化來解決，而應該通過制度建設推動經濟全球化，通過發展全球化來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和危機。（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