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創“新經濟”——從縮小“數字鴻溝”到收獲“數字紅利”【2】

　　一、中國成為“數字革命”的“贏家”

　　（一）中國已經極大地縮小“數字鴻溝”

　　2000年，胡鞍鋼和周紹杰撰文指出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的巨大的信息差距和知識差距，強調加速中國網絡經濟的發展，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知識與信息發展差距是21世紀新的“追趕戰略”的核心所在。﹝2﹞2001年，胡鞍鋼和周紹杰提出了中國當時面臨的三大信息差距，即我國與發達國家以及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存在的明顯的信息差距、各個地區之間的信息差距以及十分懸殊的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3﹞2002年，胡鞍鋼和周紹杰把“數字鴻溝”視為全球新的貧富差距。﹝4﹞總體而言，這些研究的核心觀點為：其一，在20世紀末，在互聯網商業化蓬勃發展的初始階段，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數字鴻溝”和“信息鴻溝”﹔其二，縮小“數字鴻溝”將為中國創造發展機遇，有利於縮小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經歷了十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中國在縮小“數字鴻溝”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不僅成功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同時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也顯著縮小。

　　首先，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每百人口的互聯網用戶數）已經大大縮小了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即極大地縮小了與高收入國家的“數字鴻溝”。2000年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僅為1.8%，同期的高收入國家為26.1%，美國為43.1%。2014年，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9.3%，高於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為47.7%），大大縮小了與高收入國家（80%）和美國（87.4%）的相對差距，明顯高於印度（18%）。比較而言，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高於經濟發展階段。例如，2014年中國的人均GDP為12599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2011年國際美元），低於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3719美元），但是互聯網普及率高於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於美國人均GDP的24%，但是互聯網普及率相當於美國的56.4%。從互聯網用戶規模上，2015年中國互聯網用戶數達到6.88億人，位居世界第一，超過2014年歐盟（3.98億人）和美國（2.77億人）網民人口之和。﹝5﹞

　　圖1 部分國家互聯網普及率：2000-2014年（略）

　　其次，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顯著縮小。截至2015年年底，城鎮網民數為4.93億人，超過美國和日本的人口總數（兩個國家的人口總量為4.34億人），佔城鎮常駐人口的比例為64%﹔農村網民佔1.95億，佔農村常駐人口的比例為32.3%。盡管城鄉之間仍舊存在突出的“數字鴻溝”問題，但是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總體上趨於縮小。其中，2005-2010年，城鎮普及率由16.9%上升到53.4%，普及率平均每年提高7.3個百分點﹔農村由2.6%上升到17.5%，平均每年提高3個百分點，明顯低於城鎮普及率的提高。然而，2010-2015年，城鄉普及率平均每年分別提高2.1個百分點和3個百分點，2015年分別達到64%和32%，農村普及率的提高快於城鎮普及率的提高，農村普及率相對於城鎮普及率的絕對差值在縮小。如果從普及率的相對差距來看（即城鄉普及率的比率），城鎮普及率是農村普及率的倍數從2005年開始持續降低，由2005年的6.5倍下降到2015年的2倍，已經低於城鄉之間人均收入的差距。總體而言，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呈現“先擴大、后縮小”的發展態勢。我們預計，我國的城鎮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進入平穩發展階段，農村互聯網的普及率將繼續呈現相對較高速度的增長態勢，兩者的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將進一步縮小。

　　圖2 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2005-2015年）（略）

　　總體而言，無論是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還是我國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均顯著縮小。那麼，這兩類“數字鴻溝”在未來是否會進一步縮小，以及可以縮小到什麼程度，需要我們對影響這兩類差距的原因進行分析。大致來看，影響因素可以分為供給因素和需求因素，其中，供給因素主要涉及可接入性的問題，而需求因素主要涉及個體是否有意願、有能力使用互聯網。

　　根據CNNIC報告（2016年1月），非網民不使用互聯網的原因中，由於當地無法連接互聯網的比例在2015年僅為3%。這就表明，可接入性（即供給因素）不是導致形成“數字鴻溝”的主要原因。而需求因素與個體特征密切相關。根據CNNIC報告，因為不懂電腦（網絡）或者年齡太大（或者年齡太小）則是非網民不使用互聯網的主要原因，兩者的比例分別為61.3%和28.5%。總體來看，這兩類群體均屬於缺乏使用互聯網的能力。因此，以上分析表明，非網民不使用互聯網的主要原因不是供給因素，而主要是受需求因素影響。如果考慮到低齡（10歲以下）以及老齡（60歲以上）較低上網率，中國10~60歲人口的網絡普及率達到64.22%。需要指出的是，CNNIC在對於“非網民未來上網意向”的調查顯示，73%的非網民表達了“肯定上或者可能上”的意向。這表明，未來我國互聯網普及率的進一步提升具有需求基礎。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已經成功地縮小了本世紀初中國互聯網普及所面臨的兩大突出的“數字鴻溝”問題。這也表明，中國在本世紀初到現在的15年中，從互聯網普及的“落伍者”成為成功的“追趕者”，中國已經全面進入以互聯網快速普及為特征的信息化社會，成為世界“數字革命”的贏家。我們預計，未來中國的互聯網的普及率將進入一個平穩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進一步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也會進一步下降。

　　（二）中國開始收獲“數字紅利”

　　在中國顯著縮小兩類“數字鴻溝”的同時，中國已經在不同領域開始收獲“數字紅利”，這包括企業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數字技術領域的創新創業、以“平台型經濟”或者“分享經濟”為特征的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等。

　　首先，企業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從企業使用互聯網的情況來看，根據CNNIC的數據，2015年年底全國使用互聯網辦公的企業比例達到89%。從企業接入固定寬帶的情況來看，2015年年底達到86.3%，相當於OECD國家2010年的平均水平。總體來看，大多數OECD國家企業寬帶普及率2014年達到95%以上，中國仍有一定差距，但是這種差距會在未來進一步縮小，逐步實現全面普及。從企業參與電子商務活動來看，截至2015年年底，展開在線銷售的企業比例達到32.6%，比2011年提高了6.6個百分點﹔展開在線採購的企業比例為31.5%，比2011年提高了4.5個百分點﹔開展營銷活動的企業比例為33.8%，比2011年提高了9.6個百分點，已經成為企業展開營銷活動最重要的渠道。總體來看，隨著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技術和相關產業的迅速崛起，一部分企業已經開始採用這些技術，但是採用率僅在12%~15%之間。這表明，充分利用數據資源，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仍具有較大空間。

　　其次，個體參與電子商務活動呈現爆發式增長。以網絡零售為代表的“平台型經濟”成為個體參與電子商務的重要實現形式。網絡購物的人口規模從2008年的7400萬上升到2015年的4.13億人，佔網民人口的比率由24.8%上升到60%。網絡購物已經成為新型的消費業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網上零售額達到3.88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3.3%，佔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2.9%。此外，網絡零售平台已經擴展到海外以及農村地區。其中，部分網絡零售企業（例如阿裡巴巴、京東、蘇寧等）開始在農村建立電商服務站，有望成為支持農村地區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例如淘寶村）。此外，個體利用互聯網消費的方式已經從一般的網購活動轉向消費方式多元化，互聯網理財、旅行預訂、團購、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等經濟活動已經成為個體參與電子商務活動的重要形式，得到快速發展。

　　表1 個體參與電子商務活動統計（略）

　　再次，互聯網的普及和應用已經成為創造就業的重要渠道。從數字技術直接相關的行業的就業崗位來看，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在2003年為116.8萬人，到了2014年達到336.3萬人。﹝6﹞如果考慮到其他行業應用數字技術的相關工作崗位的增加，數字技術相關的就業崗位增長更為可觀。例如，2014年全國通過開設網店直接創業就業的人員達到1003.7萬人﹝7﹞。此外，電商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帶動直接服務於電商平台的就業崗位（例如物流配送）。總體來說，數字技術應用間接創造的就業崗位的規模要遠大於直接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但是難於全面統計﹝8﹞。就中國而言，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就業崗位數量龐大，但是難以精確統計。例如，服務於企業信息化、政府信息化等相關的就業崗位，服務於電商物流的快遞崗位，“網約車”這樣的新業態所創造的有效就業量等等。總體而言，互聯網的普及和應用已經成為創新創業的引擎，新產品、新產業以及新業態不斷涌現，對產業結構調整和創造就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最后，電子政務快速發展，政府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成為“數字紅利”釋放的重要渠道。政府網站、政務微博、政務微信公眾號、政務APP等已經成為新時期政府服務的新工具和新平台。截至2015年7月，全國共有政府網站85890個，其中地方政府網站82674個，中央政府網站3216個，稅務、質檢、氣象、交通運輸等中央垂管部門數量較多﹔截至2015年6月，全國政務微博認証賬號達到28.4萬個，累計覆蓋人數達45億人以上，微博原創率為62.1%﹔2015年全國政務微信公眾號已經超過10萬個，“國務院部委”公眾號數量佔比達68%，實現省級、地級行政區全覆蓋，縣鄉級覆蓋50%以上﹔2014年全國政務APP共有約400個，總量超5000萬次。﹝9﹞從趨勢上看，電子政務外網正在從單純的網絡支撐，向著兼具網絡、安全、數據中心、政務雲、信息資源中心等綜合功能的平台化發展。特別是，大數據等相關技術在電子政務的應用將有力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發揮政務流程再造的功能。

　　二、中國為什麼能夠縮小“數字鴻溝”與收獲“數字紅利”

　　自世界工業化以來，技術的力量、市場的力量以及全球化的力量是推動全球發展的三大核心力量。同樣地，從世界范圍內來看，這場“數字革命”也是這三大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特別是，數字革命發展到現階段仍舊是“進行時”。與以往的技術革命相比，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革命”，技術升級的速度更快、模式創新的周期更短、市場應用的前景更廣闊，與世界市場的聯系也更緊密。

　　2000年以來，中國成功地從“數字革命”的“落伍者”轉變為成功的“追趕者”，極大地縮小“數字鴻溝”、收獲“數字紅利”，成為這場“數字革命”的最大贏家。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為什麼可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戰略與市場驅動兩者合力的結果，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經典結合。中國作為一個成功實現追趕的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基於國家戰略規劃和政策實施所體現的“看得見的手”和基於市場供需驅動的“看不見的手”兩者不斷調整各自對於發展的定位和功能，使得兩者逐步趨向各安其位、各展所長、相互配合的格局，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經驗。這個基本經驗也解釋了中國在這場“數字革命”中所取得的成就。

　　（一）有為的政府：國家信息化戰略的“頂層設計”與促進城鄉信息化公平

　　首先，2000年以來，歷次的“五年規劃”對國家的信息化發展戰略進行了“頂層設計”，成為國家信息化發展的戰略指引。“十五”規劃提出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十一五”規劃進一步提出“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提高經濟社會信息化水平”﹔進一步，“十二五”規劃提出“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再者，“十三五”規劃把“拓展網絡經濟空間”單獨列為一篇，提出“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從以上表述可以看到，歷次五年規劃對信息化的定位呈現出信息化戰略不斷升級的趨勢。

　　表2 歷次五年規劃對信息化的關鍵論述（略）

　　其次，歷次五年規劃均對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信息技術發展方向提出明確目標。例如，“十五”規劃提出，“健全信息網絡體系，提高網絡容量和傳輸速度﹔重點建設寬帶接入網，適時建設第三代移動通信網”﹔“十一五”規劃提出要“建設和完善寬帶通信網，加快發展寬帶用戶接入網，穩步推進新一代移動通信網絡建設”﹔“十二五”規劃提出“構建寬帶、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十三五”規劃提出“加快構建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積極推進第五代移動通信（5G）和超寬帶關鍵技術研究，啟動5G商用﹔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聯網，全面向互聯網協議第6版（IPv6）演進升級”。總體來說，國家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的大發展成為互聯網快速普及的基本支撐。以光纜線路長度為例，從2000年的121萬公裡增加至2014年的2061萬公裡，增加了17倍。﹝10﹞與此同時，互聯網和通信技術水平均顯著提升。

　　再次，高度重視信息時代弱勢群體接入和使用信息基礎設施。在重組電信業產業格局、促進基礎電信業競爭的同時，中國把推進農村地區的電信發展作為中國信息化的重要目標。2000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明確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履行相應的電信普遍服務義務。2000年，中國通固定電話的行政村的比例為82.9%，到了2010年所有行政村均實現通固定電話。也正是因為國家對於農村地區信息基礎設施發展的高度重視，才使得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得以迅速降低。“十三五”規劃又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98%的行政村實現光纖通達。可以預期，“十三五”規劃完成之時，中國農村地區的網絡基礎設施將在現有的基礎上再上一個台階，城鄉信息基礎設施的差距進一步縮小，並推動城鄉“數字鴻溝”縮小。

　　（二）有效的市場：打破壟斷、倡導競爭、鼓勵創新

　　首先，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對電信業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旨在打破壟斷、推進基礎電信業競爭，成為推動中國信息化建設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這些重組包括：1994年，成立中國聯通﹔1999年，對原中國電信按照專業進行拆分，形成中國電信的“一分為四”，中國移動成立﹔2001年，對中國電信實施了“南北拆分”，形成了包括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鐵通以及中國衛通的“5+1”格局。此后，2004年中國鐵通並入中國移動，2009年中國網通與中國聯通合並為新的中國聯通，形成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三家主要基礎電信運營商的產業格局。隨著“三網融合”的不斷推進，各類基礎電信業務以及電信增值業務的競爭態勢已經形成，推動中國信息化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一方面，產業競爭推動了中國各大電信運營企業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另一方面，市場競爭也使得電信運營商不斷下調居民電信服務、網絡服務的資費，促進了移動通信和互聯網普及率的快速提高，提高了消費者福利。

　　其次，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在政策上對新技術、新產業和新業態採取了積極支持、打破壟斷、鼓勵創新、高度寬容的態度，鼓勵市場主體的創新動能，為中國的新經濟發展創造了寬鬆、友好的政策環境。這也使得互聯網可以在電子商務、醫療、教育、金融、旅游、文化娛樂、交通、城市管理等領域得到迅速而廣泛的應用，推動傳統產業與信息技術不斷融合，形成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協同化的產業發展新形態，帶動生產模式和組織方式變革，並且不斷重塑傳統產業形態。以快遞業的發展為例，如果沒有政府主動打破傳統郵政業務的壟斷，允許外資和民營資本進入，快遞業的發展就不可能出現爆發式的快速增長，並創造了規模巨大的就業機會。例如，快遞業務從2000年的1.1億件增長到2014年的139.6億件。﹝11﹞寬容、友好的政策環境也催生新產業和新業態的蓬勃發展，在充分發揮中國市場規模巨大優勢的基礎上，新業態和新產業已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突破口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著力點，不斷釋放互聯網創新、創業、創富（創造財富）的潛能，使得經濟結構調整不斷被注入“新型信息化”“互聯網+”要素。例如，以阿裡巴巴為代表的電子商務平台、以騰訊為代表的新型網絡通信平台以及“網約車”為代表的分享經濟模式，如果沒有寬容、友好的政策環境的支持，這些新產業和新業態不可能呈現爆發式的增長。總體來說，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中國的信息化隨著互聯網的快速普及，“信息化”已經轉變為內涵豐富的“網絡經濟”，“網絡經濟”不僅下沉到廣大的農村地區（甚至偏遠地區），同時也延伸到規模巨大的全球市場，使得中國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資源、拓展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從而大大促進全國全球范圍內的深化分工和專業化，產生貿易收益、就業收益、技術收益和財富收益等。

　　三、中國發展新經濟的挑戰與展望

　　（一）中國發展新經濟的三大挑戰

　　第一，政府的“數字治理”能力仍需要進一步提高。總體來看，我國政府在引導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電子政務已經普及到各級政府和各類職能部門，發揮了電子政務對於政府的“窗口職能”。然而，以電子政務為特征的“數字治理”能力與互聯網快速普及的現實仍有相當大的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數字紅利”的釋放，主要體現為以下方面。首先，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的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部分政府網站甚至在基本的“窗口職能”方面還存在很大欠缺。例如，很多政府網站的內容發布不能做到動態發布，部分政府網站的欄目出現內容空乏、內容空白，甚至出現長期不更新的“僵尸網站”現象﹔很多官方網站設置了“政民直通信箱”，但是有效回應不足。其次，部分政府網站在面向公共服務的業務應用方面仍顯不足，政府職能部門業務流程尚未形成有效對接，制約了電子政務服務社會的潛能。第三，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和信息共享仍存在制度性障礙。長期以來以部門為中心的政務信息化發展模式，出於自身利益、資源管控等角度考慮，形成了各部門、各層級間條塊分割的“信息孤島”。從某種意義上講，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的本質就是政府信息化中存在“數字鴻溝”現象，制約了政府的精細化管理，限制了政府數據資源支持決策的功能。第四，隨著大數據應用的不斷發展，政府部門擁有的數據資源還沒有有效向社會開放，形成了政府部門數據資源挖掘不足以及社會對政府的數據資源需求不能得到滿足的矛盾。

　　第二，規范市場與消費者保護的功能不足。提供個人信息是個體參與電信服務、電子商務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然而個體信息泄露泛濫以及個人信息保護不足是我國當前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潛在威脅。目前，我國還沒有正式出台與個人信息保護相關的法律，部分電子商務從業企業缺乏從業自律，對用戶信息沒有給予有效保護，甚至用於不當牟利。目前，由於個人信息泄露導致的電信騷擾、網絡詐騙現象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個體由此遭受財產損失的現象屢有發生，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痼疾”，如果不加以有效治理，勢必損害數字經濟發展所依賴的社會信用基礎。此外，我國的數字經濟盡管發展迅速，但是數字經濟發展相關領域的規范性仍待完善。例如，電子商務領域廣泛存在的假貨現象，“網約車”平台的有效管理不足，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監管以及風險防范機制尚未形成。

　　第三，網絡安全的控制能力亟待提高。我國是信息技術應用大國，但是網絡安全防御技術遠不能適應當前網絡虛擬空間的挑戰，成為網絡攻擊的主要受害國，網絡安全控制能力存在明顯的脆弱性。特別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從來沒有停止對我國開展的各種網絡攻擊。根據《2014互聯網網絡安全態勢報告》，我國政府機構和重要信息系統部門通報漏洞事件共9068起，較2013年增長3倍。從網絡技術發展來看，網絡技術不斷升級、網絡信息產生海量化、網絡信息來源分散化、網絡信息傳播高速化、網絡應用廣泛化，這些趨勢也凸顯網絡安全的重要意義。特別是，隨著大數據應用、移動互聯技術、雲計算等新興網絡技術應用的快速發展，過去傳統信息化的應用模式發生了變化，使得網絡安全的風險增加。從某種意義上講，互聯網的開放性決定了網絡安全的重要地位，沒有網絡安全就不能保障“數字經濟”的良性發展，進而限制“數字紅利”的釋放。

　　（二）中國發展新經濟的展望

　　從世界發展展望來看，“數字革命”對全球發展的影響仍處於初級階段，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升級，以及數字技術與其他技術的不斷融合，並且更加廣泛、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發展、國家發展的各個領域，“數字革命”將持久地成為創新發展的引擎。從經濟發展史來看，中國從20世紀初的“工業化的落伍者”逐步成為20世紀末“工業化的追趕者”，這也是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表現之一﹔進而，在21世紀初期的十多年中，中國順應“數字革命”的世界大潮，成為全球“數字革命”的“參與者”“推動者”，豐富了中國經濟奇跡的表現形式，成為發展中國家收獲“數字紅利”的典范。我們認為，未來10年（至2025年）仍舊是中國“新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是中國利用“新經濟”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機遇期，將實現“數字鴻溝”的不斷縮小以及“數字紅利”的不斷放大。

　　我們認為到2025年，中國將基本實現以下目標：第一，城鄉地區基本實現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普遍接入，城鄉居民基本實現互聯網的有效普及（即有意願使用互聯網的個體均可以使用互聯網），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進一步顯著縮小，可以認為基本消除（屆時，教育因素將成為上述兩種“數字鴻溝”的主要原因）。第二，中國進入“數字紅利”的全面收獲期，各類互聯網應用全面滲透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中國經濟的“新經濟”成分進一步提高，規模優勢和集聚創新將成為中國“新經濟”發展的根本推動力。第三，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中國將成為全球“數字革命”的重要“引領者”之一，在數字科技領域的全球競爭力得到顯著提升，並成為未來全球“數字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的“倡議者”和“主導者”。

　　四、中國如何放大“數字紅利”，開創“新經濟”

　　“十三五”規劃對未來五年的國家發展做出了戰略部署，特別強調了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應用在未來五年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尤其是，“十三五”規劃綱要把“拓展網絡經濟空間”單獨成篇，提出“牢牢把握信息技術變革趨勢，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推動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動信息經濟發展壯大”。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也指出，“著力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促進資源配置優化，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推動創新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發揮積極作用”。﹝12﹞結合相關內容以及其他領域的發展目標，本文提出中國不斷縮小“數字鴻溝”、不斷放大“數字紅利”、全面開創“新經濟”的國家戰略。

　　（一）主動搶佔“數字革命”制高點，積極引領全球“數字革命”

　　第一，進一步大力發展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設，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纖網絡建設，普及高速無線寬帶，深入推進“三網融合”。構建政府、科研機構以及企業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建立若干個旨在提升數據技術能力的合作研究機構，提升互聯網應用領域相關技術的競爭力，大力推進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應用以及網絡安全技術。

　　第二，完善數字技術促進發展的配套機制。強化普遍服務責任，完善普遍服務機制，不斷提高網速以及降低網絡使用費率。加快建設國家政府數據統一開放平台，推動政府信息系統和公共數據互聯開放共享，研究制定數據開放、保護等法律法規，完善政府信息資源管理辦法。加強互聯網信息安全的相關政策和監管機制，推進對信息隱私立法和消費者信息保護，保障網絡和信息安全。

　　（二）創新“數字紅利”，推進“新經濟”的快速發展

　　第一，大力推進“互聯網+現代農業”。以“互聯網+農業”為驅動，集成農業技術體系與農村信息服務體系，將農業科研人才、技術推廣人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通過互聯網實現跨界聯接，推動發展“智能生產、精准營銷、生態友好、安全高效”的農業生產、經營新模式，實現農業“小生產”與電商“大市場”的精准對接，使“互聯網+”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引擎。建立國家農業大數據中心以及各地區加強農村信息化業務平台的建設，整合農業科技信息、農資供求信息、農產品需求信息、涉農普惠金融信息、保險信息、補貼信息等，加速推進農業大數據應用服務，實現通過“互聯網+”對現代農業發展的全方位支撐。

　　第二，大力推進“互聯網+制造業”。大力推動制造業升級和全球競爭力不僅是“十三五”時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以深入實施《中國制造2025》為抓手，大力推進互聯網與制造業的有機結合，積極布局工業互聯網相關基礎設施和平台建設，推進網絡化制造和經營，加速研發設計、生產制造、業務重組等向全球體系演進，促進產業創新模式向高效共享和協同轉變，推動工業從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

　　第三，大力推進“互聯網+服務業”。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例首次超過50%，從發展前景看，“互聯網+”服務業未來發展潛力和空間巨大，意義重大。進一步完善電子商務發展的制度環境，推動互聯網在醫療、教育、交通、金融、公用事業、公益事業、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完善“互聯網+服務業”發展的制度環境，探索大數據共享機制，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提高現代服務業的增加值，規范互聯網金融發展。規范數字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出台消費者信息保護的相關立法，加強各類電子商務經營企業的自律意識，嚴格保護消費者信息。

　　第四，大力推進“互聯網+新型城鎮化”。利用“數字機遇”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互聯網的本質是創新、高效和包容，這與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所遵循的高效、包容、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首先，大力推進電子政府，加強跨部門、跨層級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提高城市協同治理能力，以及基於電子政務的城市管理體系和應急快速反應體系。其次，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加強互聯網在人口管理、交通管理、公用設施使用、公共服務提供等領域的廣泛使用，推進大數據和物聯網的發展和應用，建設智慧城市。

　　第五，大力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促進互聯網與政府公共服務體系的深度融合，推動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首先，構建面向公眾的一體化在線公共服務體系，提升企業個人的便捷性和辦事效率。其次，重視政務新媒體建設，搭建政府網絡問政平台，提升政府網絡反饋能力和高效決策能力。再次，實施重點領域大數據高效採集、有效整合，打通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之間的數據壁壘，深化政府數據和社會數據關聯分析、融合利用，並穩步推動公共數據、信用信息開放。最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信息化，特別是公開“三公”經費等預算信息，把權力關進“數字鐵籠”，以預防和減少腐敗。

　　（三）大力縮小內部“數字鴻溝”，為物聯網弱勢群體創造“數字紅利”

　　第一，創新互聯網普遍服務機制，支持農村及偏遠地區寬帶建設，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借助“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方案，加快推進落實農村地區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重點解決寬帶村村通問題，加快研發和推廣適合農民特征的低成本智能終端。

　　第二，為農村地區的發展創造“數字紅利”。依托大型電商企業，大力加強農村電商節點建設，發揮基層政府、社會組織和電商企業的積極性，開展電商進入農村的綜合示范項目，為廣大農村參與電子商務提供便利條件，為農民創造就業機會、提高收入水平、降低農業生產的市場風險。

　　第三，利用“數字機遇”推進“精准扶貧”，為貧困人口創造“數字紅利”。加大寬帶網絡在貧困地區的普及，實現2020年90%以上的貧困村實現寬帶覆蓋。構建“精准減貧”大數據平台，實現貧困人口信息採集的全覆蓋，加強貧困人口動態統計監測，建立精准扶貧台賬，加強定期核查和動態管理。利用“精准減貧”大數據，完善扶貧資金的動態劃撥機制，向公眾定期公開扶貧項目安排，提高社會資金參與扶貧，建立扶貧政策落實情況跟蹤審計和扶貧成效第三方評估機制。積極拓展應用互聯網平台展開教育扶貧、財政扶貧補助、普惠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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