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經濟危機的謊言與真相——基於卡拉-穆爾扎的分析

從1991年蘇聯解體前至今，關於蘇聯經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經走向崩潰的觀點，關於蘇聯經濟體制無法改革隻能摧毀的說法層出不窮，且逐漸演變為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觀點堅持把蘇聯解體主要原因看成是“蘇聯體制”的危機，認為戈爾巴喬夫接手的蘇聯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戈爾巴喬夫的“責任隻能是直接意義和淺層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屬於導因性質”。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結論。俄羅斯學者卡拉-穆爾扎通過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的分析和蘇聯1985年前后主要經濟數據的對比，得出結論，蘇聯經濟在1985年以前並沒有發生崩潰，也不具備經濟危機爆發的特征，相反，正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一系列去蘇維埃化的政策決議導致了蘇聯經濟的惡化和隨后的崩潰。

一、制造謊言和傳播謊言的人

卡拉-穆爾扎認為，20世紀80年代，蘇聯改革者堅信：“蘇聯經濟體制無法得到改善，隻能盡快通過破壞的方法來加以消滅，否則災難和崩潰將不可避免。”這種觀點的背后顯然隱藏著陰暗的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為此必須對公眾意識形態進行有意識的改變和重塑。如果說別有用心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制造了謊言，那麼到1990—1991年，關於蘇聯經濟早在80年代初就發生致命危機的論斷則在下至研究助理、上至院士的知識分子中間被反復提及和強調，但在這些人內心中並沒有隱藏不可告人的目的。當時，這種觀點還未在社會上被公然宣揚，因為這與普通人在70—80年代的所觀所感並不相符。1991年蘇聯解體后，關於蘇聯經濟從80年代就走向崩潰的說法開始變得不容置疑，在西方社會哲學中甚至給這一現象冠以一種術語——“回溯決定論”。

2001年，蘇聯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証明”了一個后知后覺：“如果以統計數字為例來說明改革前的形勢，我們當時處於崩潰邊緣。首先是經濟上的，經濟危機一定會在1至2年后發生。” 2004年蘇聯理論改革家B·奈舒利在自己的公開課上發表了類似的言論：“70年代末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已經感到，蘇聯體制處於危機中，國家處於致命的經濟危機邊緣，計劃經濟的所有問題都表現出來，無論如何都沒有出路。……出路在於分散中央權力……首先需要遵循價格自由原則，如果我們實行價格自由化，就會出現所有制問題……於是我們得出結論，個人所有制是必要的，而私有化對於個人所有制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西方學者持相反意見。美國蘇聯學家大衛·科恩在自己的文章中從新經濟政策的研究開始分析了所有的關於蘇聯體制的“致命危機”理論，並得出結論：“我們沒有更多的理論和根據確信，蘇聯體制是不可改革的，這意味著，‘注定滅亡’這一習慣說法是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始的。實際上，如果仔細研究蘇聯在改革年代，特別是1985—1990年間發生的轉折，則可以說，直到危機撼動國家之前，蘇聯體制可以被很好的改革。”

卡拉-穆爾扎認為，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提這一問題，第一個原因是要制止對蘇聯國民經濟和蘇聯歷史的詆毀，否則俄羅斯社會將繼續盲從﹔第二個原因是需要從方法論上對蘇聯國民經濟進行客觀評價，當社會的絕大部分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相信謊言時，國家將為此付出重大代價。

二、危機的真相

卡拉-穆爾扎認為，雅科夫列夫關於蘇聯經濟在改革前就處於崩潰邊緣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莫斯科大學經濟學家列茲尼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總結：“強調蘇聯在80年代上半期的經濟形勢是極其重要的，根據世界標准，當時總體上不存在危機。生產增速的下降沒有轉變為生產的下降，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不能掩蓋提高這一事實。”在西方，有關蘇聯經濟危機的記錄既沒有出現在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中，也沒有出現在美國經濟學家公開的成果中。美國蘇聯國民經濟方面的專家艾爾曼和孔托羅維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在80年代初無論是根據世界標准，還是與蘇聯歷史相比較，情況並沒那麼壞。”

卡拉-穆爾扎認為，蘇聯國民經濟情況開始惡化正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影響下出現的。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的數據，“如果說在1981—1985年，蘇聯平均的預算赤字大約為180億盧布，那麼在1986—1989年這一數字為670億盧布。1960—1987年蘇聯平均每年發行的新貨幣量為22億盧布，而1988年為120億盧布，1989年為180億盧布，1990年為270億盧布”。實際上在脫離計劃經濟的改革開始以前沒有發生任何經濟危機。從1987年起，蘇聯經濟開始一步步去蘇聯化。

卡拉-穆爾扎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進行了剖析。他認為，改革的第一階段是財政制度和消費市場的瓦解。蘇聯之前實行的是一種特殊的財政體制。在生產中實行非現金（虛擬）結算，其數量根據各部門平衡表來確定並通過清算來結清。本質上，在蘇聯沒有金融資本和借貸利息。在商品消費市場上流通的是正常的貨幣，居民通過工資、退休金等形式獲得貨幣，其數量嚴格根據現有商品和服務總量來進行調節。這種體制下嚴格禁止貨幣的非現金形式向現金形式轉換。蘇聯財政體制的第二個特點是盧布的不可兌換性原則。盧布隻可以在蘇聯國內循環。因此現金軌道本應該是以國家嚴控對外貿易的形式對國外市場嚴格封閉的。

1987年頒布的《國有企業法》打開了虛擬貨幣的通道——允許非現金向現金轉換。當時創立的“青年科技創新中心”得到了非現金兌換的特殊權力（這一中心當時被稱為通貨膨脹的火車頭）。同時取消了國家對外貿的壟斷，1987年1月1日起，有20個部門和70個大型企業擁有了進出口權力。一年后蘇聯外貿部被取消，蘇聯對外經濟聯系部成立。1990年頒布法律，賦予地方蘇維埃對外貿易的權力。根據1988年頒布的《合作社法》，企業和地方蘇維埃中出現了合作社網，他們將商品賣到國外，流向國內市場的商品迅速下降。許多商品被投機賣掉，一些產品被拆成方便攜帶的廢品，並作為原料被出售。

在計劃體制下國家可以對企業的利潤進行分配：1985年企業58%的利潤流入國家預算，38%的利潤歸企業所有，其中15%用於經濟刺激基金（獎金和額外收入等）。而1990年企業45%的利潤流入國家預算，企業留下43%的利潤，其中用於經濟刺激基金的比重為40%。這樣，預算繳費實際上縮減了，但是個人收入增加了1.7倍，幾乎沒有資金能用於企業發展。此外，企業獲得價格制定權和確定生產產品種類的權力。在蘇共中央文件記錄中有如下描述（1988年10月29日）：“在生產零售價格更高的新商品的同時，停止生產一些低價商品……價格更高的商品，保証了生產總量在價值形式上的增加，往往同時出現的是實物形式上的數量下降……大量的企業實物形式的生產總量下降了20—25%或更多。”與生產沒有任何聯系的個人收入開始躍進式上升。1981—1987年，蘇聯居民貨幣收入每年平均增加157億盧布，而1988—1990年這一數字為667億盧布。1991年僅是上半年居民貨幣收入就增加了950億盧布（而生產型的工資隻增長了36%）。這樣收入的增加與同期貿易中商品庫存的下降導致消費市場崩潰。於是進口急劇上升，1989年以前，蘇聯對外貿易順差穩定（1987年為74億盧布），而1990年的蘇聯貿易逆差為100億盧布。

政府試圖通過預算赤字、發行國內債券和出售外匯儲備來扭轉局勢。1985年蘇聯的預算赤字為139億盧布，1990年上升到414億盧布，1991年前9個月的赤字就達到890億盧布。1989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預算盈余為39億盧布，而1990年預算赤字達到290億盧布，1991年為1093億盧布。

蘇聯的國家內債在1985年為1420億盧布（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8.2%），1989年為3990億盧布（41.3%），1990年為5660億盧布（56.6%）。1991年前9個月國家內債規模達到8900億盧布。

蘇聯的黃金儲備在改革初期為2000噸，1991年下降到200噸。1985年，蘇聯實際上沒有外債﹔1991年，蘇聯外債大約為1200億美元。在1991年7月10日的《蘇聯部長內閣和聯邦主體政府聯合行動綱領》中這樣寫道：“國內的社會經濟形式極其嚴峻。實際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生產都在下降。金融借貸體系也處於危機狀態。消費市場瓦解，食品短缺現象普遍，居民生活水平明顯惡化。危機形勢要求採取緊急措施，在一年之內實現防止國民經濟瓦解的目標。”

卡拉-穆爾扎認為，正是1987—1990年的政策決議導致了經濟危機。1990年，危機已經難以控制，而在這以前，蘇聯不存在任何危機，甚至可以說，在1930年以后的歷次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大規模經濟危機中，蘇聯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消極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