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文化學者）
任何社會都存在偶像，任何社會也都需要偶像。這是因為，現實總不盡如人意，甚至多少令人憤憤不平，而偶像卻永遠不食人間煙火、光鮮亮麗，其存在對飽受現實“折磨”的人的心靈虧欠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彌補。
當然，在有些時候，偶像塑造也成為一種治理乃至操縱的手段，總有一些人能夠通過高明而細密的手段，將自己或他人打造為偶像，並藉此實現對大眾的控制。例如，德國導演萊妮·裡芬斯塔爾執導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如今雖已被釘上惡名昭彰的納粹宣傳的恥辱柱，但該片在希特勒走上神壇的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仍也不免令人們感慨於現代偶像塑造機制的強大。
在中國，大眾偶像的“出世”大致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以國家為主導性力量的“自上而下”的塑造，承載著改造思想、教化大眾的重任。上世紀60年代，解放軍戰士雷鋒和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相繼成為國家傾力打造的赫拉克勒斯式的民間偶像。起初，雷鋒的形象藉由一系列文字作品和攝影圖片風靡全國，其中一些技術手段在今天看來雖然不無爭議，但在當時確實爆發了難以置信的巨大能量﹔至於60年代中期“走紅”的王進喜，則借助了方興未艾的電視媒介，他的一系列既生動、又符合主流價值觀期許的電視講話產生的轟動效應，即便放到當下也仍是一種令人瞠目的媒介奇觀。在主流意識形態中，雷鋒和王進喜，不僅代表著確保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進取精神，而且也承載著令中國擺脫貧弱、躋身世界強國之林所急需的道德力量。
第二種偶像塑造的方式，是一種以文化機構和文化力量為主體的、“中觀”層面的策略。今天看來，這種策略或許絕無僅有地存在於20世紀80年代。“文革”的結束、改革的啟動、國門大開、各種思潮風起雲涌……這些社會結構的新樣貌，為文化生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沃土壤和自由空間。在思想文化領域，一度為泛政治話語所鄙夷和批判的美學，既出人意料又不出所料地扮演起引領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主導性角色﹔李澤厚、高爾泰和朱光潛等美學家，則成為處於進取性和幻滅感夾縫中的中國城市青年的精神偶像，他們所代表的是一種智識的力量，一種既高貴、又有明確價值旨歸的行動指南。而與此同時，在與思想文化相平行的大眾文化空間中，一些來自中國大陸之外的演藝界人士開始因其周身散發的、或多或少帶有商品化色彩的氣質，而開始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最初的一批娛樂偶像。無論高倉健飾演的杜丘身上蘊含的堅忍不拔的男性氣質，還是費翔通過獨特的肢體語言對身體消費與家國情懷所進行的巧妙結合，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一種新形態的、更具普適色彩的偶像生產機制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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