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增長幅度行業差距較大
咨詢、經紀和解決方案公司韋萊韜悅發布的《中國地區整體獎酬調研報告》稱，中國企業的實際薪酬平均增幅在2011年出現峰值11.6%之后開始放緩，從2012年的9.6%下降至2015年的8.8%。韋萊韜悅預計，2016年中國企業的預期薪酬增幅將進一步降至8.5%。
但是，比較數據不難發現，從2011年至2015年，互聯網行業、消費品行業、高科技行業的實際薪酬平均增幅要高於全行業的平均增幅。其中，互聯網行業的薪酬增幅每年比全行業平均增幅至少高出1.7%，且差距還在逐年拉大。另一方面，房地產行業、保險行業、外資銀行業的薪酬增幅則要低於全行業的平均增幅。此外，互聯網金融業、汽車金融業近兩年的薪酬增幅也超過了全行業的平均增幅。
韋萊韜悅數據與調研中國區總經理許文宗告訴記者，近5年來薪酬增幅較高的行業都和產業發展方向有關。整個中國跟互聯網相關的上市企業就有328家，市場規模有7.85萬億元。不管從這個市場來看，還是從全球競爭力來看，互聯網行業都是向上發展的。“行業裡的公司在高速發展，肯定要招兵買馬，人才的需求是大於供給的。”
高科技行業較高的薪酬增幅，也和互聯網行業的興盛有關。“高科技行業包含硬件、軟件、通信、互聯網等，因為互聯網發展特別迅猛，才把它單獨拿出來統計薪酬。”許文宗說，“但是，互聯網和其他高科技行業的人才是流通的，互聯網需要的研發人才，軟件和通信行業也會需要。互聯網的磁吸效應會把人才往互聯網這方面吸收，也會帶動其他高科技行業的調薪率。”
消費品行業的薪酬增幅則直接受到了電商的影響。許文宗表示，消費品行業是價值鏈很長的行業，但看傳統的快消品行業可能沒有那麼高的調薪率，但是消費品的渠道提升了整個行業的增幅。“O2O（線上到線下）讓現實渠道和虛擬渠道結合，帶動了消費量，也就擴大了產業和人才的需求，使得行業薪酬隨之上漲。”
房地產行業、保險行業和外資銀行業薪酬的較低增速，與它們行業的特性有關。許文宗認為，開發類的房地產企業經歷過高速發展階段，薪酬的絕對水平已經很高，此時漲幅就會相對平緩，而且成熟行業的人才供給也比較充沛。保險和銀行業，都秉承穩健、注重長期發展的理念，比較重視風險，不會有調薪上的暴漲暴落。
當然，與上述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行業相比，傳統制造業的薪酬增幅顯得很寒酸。無論是2015年7.1%的實際增幅，還是2016年6.6%的預期增幅，均遠落后於全行業的平均水平。在許文宗看來，這些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必須要轉型，要麼走高價值的方向，要麼通過高效益的方式。
人力資源服務商前程無憂近年來發布的數據也顯示，不同行業的預期調薪幅度差異巨大。在2013年至2015年，金融行業、高科技行業、房地產行業、生物醫藥行業的預期調薪幅度一直位於所有行業的前幾位，而能源化工行業、制造業的預期調薪幅度則相對靠后。
前程無憂《2016離職與調薪調研報告》稱，2015年，在全行業整體調薪幅度下降的情況下，金融行業與往年調薪幅度基本持平，穩居榜首，高科技行業位居其次，生物醫藥行業緊隨其后，房地產行業與現代服務業分別位居第四和第五。2016年，金融行業仍然以8.8%的預期調薪幅度領跑，這要遠高於全行業7.3%的預期調薪幅度，高科技行業位居第二，生物醫藥行業、現代服務業緊隨其后，而房地產行業則跌至第六。
工資低增長是制造業的利好消息嗎？
過去，廉價勞動力一直是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然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工資持續上漲成為趨勢，中國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也越來越小。
2010年年初，沿海各省普現“用工荒”，加薪成為企業招人最常用手段。然而，隨著用人成本的日益高企，越來越多的外資制造商開始把工廠遷至東南亞等地區。
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系統的數據顯示，全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未扣除價格因素）由2002年的640元增至2015年的3072元。2003年至2011年間，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的增速由7.8%攀升至21.2%。然而，從2012年開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的增速大幅下降，2015年的增速僅為7.2%。
對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表示，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漲是因為供需關系偏緊。這一時期農民工的供給已不像上世紀90年代，那時從農業收入轉移出去得到的預期好處是非常吸引人的。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得太快，使得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超過了農民工的供給。此外，2008年出台的經濟刺激政策推動了通貨膨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農民工工資上漲。
但是，早期農民工工資的增長並未損害出口制造業的競爭力。盧鋒說，盡管工資增長很快，但那幾年生產率提高得也很快，加上技術進步、生產規模擴大及產能利用率飽和等因素的影響，貿易順差增長較快。
談及近年來農民工收入增速放緩，盧鋒認為，這是因為經濟增速下降導致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緩慢增長，而且近幾年通貨膨脹水平相對較低。不過，盧鋒表示，很難單純從工資角度判斷中國的制造業將會怎樣發展。“總體來講這幾年發達國家不景氣，進口需求較弱。而且我們講的出口是美元價值量的出口，包括美元的匯率都會有影響。”
最低工資標准的提升也對制造業影響較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的課題報告顯示，2004年，最低工資標准各檔次平均值為386元，2013年增加到1139元，年均增長12.8%。但是，近幾年各省最低工資標准的平均增幅也在下降，從2011年的22%降至2015年的14%。
盡管國家規定最低工資標准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但還是有部分省份凍結了最低工資標准的上調。廣東省政府2月29日發布的《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行動計劃（2016-2018年）》稱，2016年、2017年最低工資標准暫按2015年5月發布的標准執行。東北三省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也曾有兩年多未上調最低工資標准。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二室主任劉軍勝告訴記者，廣東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准是結合當地經濟形勢做的審慎的決策。“廣東是外向型經濟，現在歐美市場沒有好轉，我們的出口肯定受限制。產品出不去，企業效益下滑，怎麼能上調最低工資標准呢？”
東三省此前沒有上調最低工資標准的原因也很明確。“它們原來是國家制造業基地，現在面臨著比較大的轉型升級壓力，所以最低工資的調整肯定會影響效益。而且，東三省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也是排在后面的。我們要求工資跟經濟增長應該是同步，經濟增長較慢的情況下，當然工資增長也要減緩。”劉軍勝說。
不過，劉軍勝表示，對企業而言，上調最低工資標准並不全是負面影響。“增加了工資，也可能提高工作效率，從而給企業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增加企業員工的凝聚力和主動性。而且，我們的轉型升級要求勞動者提高素質，上調最低工資標准也會有積極作用”。（記者 史額黎 季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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