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河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八大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繁榮科學和文化藝術工作的指導方針,反對用行政的方法對科學和藝術實行強制和專斷。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總結講話中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同上,第54頁)“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 (同上,第55頁)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隻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74—57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八大確認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雙百”方針,要求用適合科學和文化藝術發展規律的方法,而不是簡單的行政的方法來指導科學和文化藝術的發展,指出,對於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思想,必須繼續進行批判。但是,對於中國過去的和外國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識,必須加以繼承和吸收,並且必須利用現代的科學文化來整理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努力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
第四,在黨的建設上,八大分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方位的重大變化,提出了加強執政黨建設的歷史任務。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居於領導地位。鑒於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歷史教訓和中國共產黨在工作中存在的缺點,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黨即將面臨的執政考驗成為現實,加強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成為迫切任務。
八大提出,黨的建設的基本任務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原則,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密切結合,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要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清醒認識由於黨成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和危害都比以前大大增強,因此,必須在全體干部和黨員中反復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育﹔要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強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反對個人崇拜,發揚和擴大黨內民主。
八大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八大實事求是提出的許多具有前瞻性和創造性的方針和設想,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自覺和自信,也體現了這種探索的重要經驗和重大成果。
關於這種探索的歷史意義,1988年鄧小平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指出:“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人民出版社1993版)
三
1956年是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之年。這年的6月和10月,波蘭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繼發生,同時,國內的社會主義改造引發的一些社會矛盾也逐漸顯露,出現了一些社會風潮。毛澤東高度關注事態的發展,稱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
對於發生“多事之秋”的深層次原因,毛澤東進行了分析和研究,主要從人民內部矛盾和階級斗爭兩個方面加以認識。在11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說:“波匈事件應使我們更好地考慮中國的問題。蘇共二十大有個好處,就是揭開蓋子,解放思想,使人們不再認為蘇聯所做的一切都是絕對真理,不可改變,一定要照辦。我們要自己開動腦筋,解決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根據波匈事件的教訓,好好總結一下社會主義究竟如何搞法。矛盾總是有的,如何處理這些矛盾,就成為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2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的矛盾,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這些矛盾表現在人們的社會關系上,形成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之一就是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用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人民。蘇共二十大也是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全盤否定斯大林,丟掉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為否定十月革命開了門。受斯大林錯誤和蘇共二十大錯誤的影響,“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同上,第34頁)
面對國內社會風潮中暴露出的矛盾,毛澤東深感在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全黨和全國工作重點轉向經濟文化建設的時候,教育黨員干部學會搞經濟建設和學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強調:“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同上)結合波匈事件的教訓,他提醒全黨:“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同上)
“多事之秋”使毛澤東進一步看到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人民內部矛盾和階級斗爭新情況的出現又使他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有了新的思考。
1956年臨近結束的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毛澤東的多次修改意見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個人隻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等量齊觀,或者相互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否認階級斗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還刪去了文章初稿中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學習蘇聯經驗的結果”一句,並批注:“中國建設事業的方針是否正確,還待將來証明,這裡不說為宜。”(同上,第58頁)歷史的發展証明了毛澤東的預見。
60年過去了,關於1956年在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歷史地位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我們提供了認識這個問題的思想指導,他指出:“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道路是多麼不容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黨和人民在歷史新時期把握現實、創造未來的出發陣地,沒有它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沒有它積累的思想成果、物質成果、制度成果,改革開放也難以順利推進。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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