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一些文藝評論疏離人民觀點，欠缺中國眼光，對文藝創作的正確引領功能大為減弱。同時，新的文藝形態的無序生長也給文藝管理帶來了挑戰。這些問題程度不同地給社會主義文藝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這裡刊發三篇文章就這些問題進行思考、辨析和探討。
堅持人民觀點和藝術觀點的統一
◎ 崔 柯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論述相比，習近平總書記這一新的關於文藝批評標准的論述有兩個變化，一是將“歷史的”提到了“美學的”前面，二是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論述的基礎上，增加了“人民的”“藝術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思想的豐富、充實和發展，是立足中國現當代文藝發展的歷史和我國當前文藝的典型症候所作出的科學論斷。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文藝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是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活動是為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服務的。可以說，人民性和藝術性是中國現代文藝發生和發展的歷史所賦予中國文藝的兩個內在屬性。文藝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當然要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審美性。然而，文藝又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單純娛樂消遣之作，它作為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意識形態形式，要具有特定的時代內容，要植根於社會現實，寫那些為推動社會進步而工作、奉獻的民眾的生活，為“中國的脊梁”鼓與呼。那種“隻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的文藝作品，終究不是體現我們時代特色和中國當代精神的典型。因此，可以說，人民性和藝術性是中國現當代優秀文藝作品內在統一、不可分割的特質。與此相應，我們在批評實踐中，無疑就要堅持從人民觀點和藝術觀點的統一出發對文藝作品進行闡釋和評判。
然而，當下一些具體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敘述中，人民觀點往往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甚至出現了將其和藝術觀點對立起來的狀況。對這一現象，我們有必要結合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做一些辨析。
在近些年，用來遮蔽人民觀點的一個主要概念是公民性。公民性的支點是個人，強調在憲法框架內個人權利得到保障，這一概念是和西方社會個人主義傳統緊密聯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社會批判理論，也是以此為出發點，強調面對社會秩序，保持個人的獨立和自由。而人民觀點強調的則是個人的集體屬性。堅持人民觀點意味著，我們應在個體所處的社會結構中去看待自身位置，隻有自身所屬集體的命運得到整體的結構性改變的時候，個人的權利才能真正得以保障。現在以公民性反對人民性、反對人民觀點，原因就在於，新時期以來，思想界、文藝界在反思社會主義建設中一些曲折歷史的時候，認為人民觀點隻強調集體，遮蔽了個人應有的權利，在文藝創作和批評中，否棄人民觀點而張揚個體性的文藝觀也一度盛行。其實，我們應辯証地看待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一個人隻要進入社會，就絕不可能是一個原子式的個人，而一定會和他人發生關系。而更進一步，在社會的某些階段，我們會發現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完全無力改變自身命運的。隻有在集體的命運得到改變的時候，個人處境才能得到改變。比如，毛澤東當時呼吁那種“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就是立足當時的歷史語境而做出的正確判斷。那時，中華民族正處於危急關頭，其實際情形是：“中國的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動搖和對於人民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裡面大批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工人農民的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隻有個人和與其處於同一歷史命運的集體聯合起來，才能實現個人命運的改善，也才能真正實現個人的權利。而現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民性是社會本質的體現和要求，更不容否定。所以，一些人以個人奮斗的成功學神話去消解人民性的合理性，顯然是一種錯位。
將藝術觀點和人民觀點對立起來的傾向，是從否認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強調文藝的獨立自主出發的。今天對革命文藝、社會主義文藝的常見指責，往往是說其圖解政治意圖而缺乏藝術性。因此，一個時期以來，民國文學、民國學術、民國范兒在一定范圍內被廣為推崇，乃至以之作為否棄、消解革命文藝的依據。藝術上的精致當然是必要的，每種文學類型，或許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但是，如果我們以“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這個高度去衡量，那麼我們必須承認，文藝創作不應“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而是要立足時代問題和人民需求，有一種現實擔當。毛澤東為何要強調普及與提高的辯証關系？文藝是為工農兵服務的，而工農兵那時“正在和敵人作殘酷的流血斗爭，而他們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於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斗爭。對於他們，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革命作家所創作出的一大批優秀作品，正是響應黨的號召，從當時的社會主體——工農兵的需要出發而得以成為經典之作的。對於同時代的其他類型的作品，比如今天為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的民國文人、國學大師，我們應尊重他們做出的貢獻，他們能夠有條件進行創作和研究，既是個人的幸運，也是我們歷史的一個財富。但我們絕不能以這種少數人的幸運來否定那些在轟轟烈烈的戰爭年代鼓舞了人民和戰士的斗志和熱情的作品。以今天所謂審美性的標准來看，這些作品的藝術形式似乎不是那麼精致。然而，文藝作品的藝術性，本來就不隻限於形式和技巧，而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以“時代的鼓手”田間在抗日戰爭時期創作的一首小詩《假使我們不去打仗》為例：“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這首小詩短短幾句，卻將當時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緊迫性和每個普通中國人的歷史責任呈現出來，喚醒了千千萬萬中華兒女，鼓舞他們為國家和個人命運的改變而戰斗。這首詩看似平淡無奇，卻鏗鏘有力又朗朗上口，是一首繼承中國詩歌“老嫗能解”的現實主義傳統，承擔著歷史責任和使命的優秀作品。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這樣的作品還有很多，它們不正是實現了人民觀點和藝術觀點完美融合的文藝作品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我們在理解、闡釋文藝作品的時候，應超出個人的視野，不是著眼於一己之私，而是將自己和大多數人、和集體的命運聯系起來，從人民的生活現實和情感需求出發，發現、肯定那些具有民族風格和歷史擔當的文藝作品，對其做出深入闡發，從而實現人民觀點和藝術觀點的統一。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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