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
2013年以來，面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挑戰，以及結構調整面臨的瓶頸制約，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提出了從供給側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套認識和建議。“新供給”新在哪裡？雖然已有的研究成果還屬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總結：一是新在其“破”，即對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於反思的揚棄與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與國際經驗啟示提出的理論創新進展﹔三是新在成體系的思路設計與政策主張。
“新供給”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共同的失誤又的確不容回避，即他們都在理論框架裡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側的共同問題。最近幾十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為對經濟規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聯系實際的時候，並沒有有效地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側作深入分析，存在明顯不足。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前幾十年經濟實踐裡，在應對滯脹的需要和壓力之下應運而生的供給學派是頗有建樹的，其政策創新貢獻在實際生活裡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其理論系統性應該說還有明顯不足，他們的主張還是長於在“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樣能夠激發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卻弱於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因為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決“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客觀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於指標量值可通約、較易於建模的需求側，供給側的指標不可通約、千變萬化，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這並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評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的“言行不一”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他們自己的教科書裡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據，但在運行中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並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於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
第三，直陳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盡管美國被人們推崇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均對此很少提及，但其實美國的實踐卻可圈可點，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岩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於教科書的認知范式，而是很明顯地對應於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側發力為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后面的“不夠格”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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